材料一   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时，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有孔子、老子。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如何治理国家、人与人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等重大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摘编自【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提出要因地制宜，振兴工商业；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

材料三   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相比处于一个“二等公民”的角色，拉丁民族成为日耳曼民族和上帝交谈的中间人；意大利人经常把德国当作他们的粮仓和钱库；教俗之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处于劣势；德意志文化（日耳曼文化）被人瞧不起。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利于自由精神的发展；把中世纪曾经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改革强调信仰，同样也成为压抑科学精神崛起的一个重要的障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扼杀新兴科学思想的刽子手，主观上以及开创的那种精神氛围是非常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会不妥协地与新教斗争，引发了三十年战争（1638-1648年）。随着对战争和宗教的反思，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一个宗教宽容的时代，宽容是科学、理性的温床，17世纪，科学和民主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赵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史》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徒，与中世纪那些墨守成规、慑服于教会权威、不敢作世俗斗争的宗教徒已大不相同。他们不再任宗教束缚其自由思想。如：薄伽丘着意攻击教会的丑行；瓦拉无情地揭露教会的谎言。文艺复兴总的说来是还没有否定宗教。

——摘编自尹红《略论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反抗罗马教会的宗教改革还有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教会森严的等级制度长期以来发展了一种政治世俗主义，削弱了其精神凝聚力，卷入了外交和军事纷争；教会信仰的极度虔诚和神灵与经常非宗教的、世俗的，以及唯利是图的教士阶层形成了鲜明对照；王室力量的兴起、民族主义和德意志的地方叛乱此起彼伏，与教皇和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的普世野心针锋相对。

——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

材料三   以自然神论者自居的伏尔泰对基督教的组织体系、教义信条和神职人员进行无情的批判，到了年轻一代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那里，对教会体制和神学教义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对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批判，从而把伏尔泰等老一辈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推向了公开的无神论。在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眼里，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都被看作是愚昧加欺骗的产物，是理性遭受蒙蔽的结果，狄德罗认为自然是一个自己发生、自己生长的独立体系，并不需要上帝来充当初始原因。

——摘编自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材料一   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但是那时教会势力仍很强大，人们是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号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

——叶廷芳《十八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风”》

材料二   宗教改革的动机原本是宗教性的，然而却结出了丰硕的世俗之果。它导致了凌驾于欧洲世俗权力之上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会的分裂，从而为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在信仰中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这样就使得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事情、内心的事情，从而使人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恪守“天职”、勤奋节俭的新教伦理则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精神前提；宗教宽容精神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背景，这种新时代背景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理性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并最终汇聚成启蒙运动的澎湃洪流。

——摘编自赵林《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

材料三   由于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哲学家仍相信“自然法则”，它不仅如牛顿所说可以影响宇宙，而且可以影响人类社会。因此，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更为成熟。……孟德斯鸠声称，暴政和自由是不相容的，要达到自由就必须推翻暴政。他对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习俗、教会和宫廷也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庄锡昌《西方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