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货”……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建立，同时，为应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经济社会转型所出现的挑战……在扶贫体制方面，创新使用政府行政主导、五级书记挂帅、第一书记驻村等方式，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并通过引入外部组织资源缓解扶贫人力资源的不足；在贫困治理机制方面，打破部门壁垒、促进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的集中，通过建档立卡等制度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建立考核评估体系、确保扶贫政策实施到位；在扶贫方式方面，因地因人因需制宜创新多元化扶贫方式……并进一步拓展定点帮扶与社会参与等扶贫方式。

——摘编自李小云等《精准扶贫：中国扶贫的新实践》

材料一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新一轮鼠疫和饥荒。当局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些病人被送到城外的房子或棚屋隔离起来，主要的还是封户进行隔离。受“预定论”思想影响，染疫病人自我隔离，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枢密院颁布《条例集》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机制，英国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防疫体系，但在各地成立常设专门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同时还建立了以堂区为单位征收济疫税的新制度，使经费筹措变得世俗化和规范化。英国通过地方精英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当伦敦大瘟疫消息传到西南边陲小镇泰特伯里时，当地立即召开居民大会，制定防疫条例和法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入。由于基层防控有力，鼠疫被限制在伦敦和其他少数城市，很少蔓延到广大乡村。

——摘编自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为进行有效的救灾工作，历代政府建立了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及收集全国的气候信息，以预测和核实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

清朝政府改进了前代的信息收集系统，建立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清朝的粮价和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形式。经常奏报要经过州县到行省层层上报的一套程序。不规则奏报则没有固定的奏报人员、程序、时间和格式。对于各地奏报不及时或者奏报不实的官员，皇帝经常进行追查，有的被严加惩处，但没有专设机构或人员执行经常的查核工作，他不相信这样的机构，而是让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送上来，由皇帝自己来判断。

——摘编自李伯重《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

材料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仁政”思想，扶助贫困人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要对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在扶贫方式上，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官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另外，官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制定了一些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祖铨《中国扶贫史概述》

材料二   1834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修正案（又称新济贫法），第一次全面以社会政策的方式规定接受救济的人应给予一种比独立的劳动者低的生活标准；在全国兴建济贫院，要接受救济的人只能进入济贫院接受统一管理，而进入济贫院要经过严格审查，只有真正的赤贫之人才能进入。中央成立济贫法部的行政部门，有权颁布施行济贫条例；成立督察组专门监督中央条例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院外技济的申请者在家接受救济，这些人往往都是些寡妇、暂时性残疾的人、老年人等。1905年英国政府才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颁布《失业工人法》，1908年颁布《养老金法》，1911年颁布《健康保险法》，自此正式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摘编自崔明远《英国贫困问题解决探析》

材料三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立场。新中国始终重视反贫困工作，并实现了从“帮扶物质”到“扶志扶智”、从“漫灌”到“滴灌”、从“零散”到“体制”等多方面转变，近年更利用“互联网＋”创新了工作。民族地区经历了从比学赶帮到对口支援、合作的过程。中西部地区也探索出了合理协调扶贫开发和保护环境的路径。这些巨大成就和显著经验，也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谭清华《中国贫困治理七十年——扶贫政策创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