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驻节武汉，武汉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日本大本营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即是统治了全中国”‘武汉是国共两党的结合点，只为此也必须占领武汉，这样就可能产生两党分裂，把民族矛盾转成主义的对立”，于是在组织徐州会战的同时便开始策划攻占武汉，计划”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力争在年内达到战争目的”，将中国军队的主力歼灭在武汉，再扶持成立伪政权，“至少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日本政府于4月1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全力开启战争机器二日本内阁于1938年6月15日举行御前会议并下达了攻占汉口的命令。日军对军力进行了调整，将第2军、第11军编八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集结于华中地区的日军共有14个师团，其中直接参加进攻武汉的日军有9个师团以上，约25万余人，后经补充，投入总兵力约30万人中国方面为第九战区，武汉会战初期，中国军队“陆军的总兵力约为75万人”，后来陆续投入兵力近100万中国军队虽然装备很差，但是英勇作战.整个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击毙日军三万多人，击毁近百架飞机、敷十艘舰艇，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摘编自徐声慧《第九战区在武汉会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材料一   一战后，日本紧随西方列强，在“总体战”的理念下革新军制，强化兵役制度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改革过程中，日本军方通过强化对在乡军人会、大日本青年团等民间军事团体的管控，促进了社会的军事化和法西斯化。1927年，日本颁布《兵役法》。从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前线兵员需求的增加，日本当局几乎每年都对《兵役法》进行修改：战争后期，无论是在“忠君爱国”名义下号召在读学生“学徒出阵”，还是动员“忠良臣民奋勇挺身”所颁布的《义勇兵役法》，都是在《兵役法》延长线上将国民动员发挥到极致的极端化结果。但战争规模扩大化带来的过度动员最终压垮有限的国力，庞大的动员体系也随战败的到来而土崩瓦解。

——据韩亮《“总体战”构想下日本的兵役制度改革——以1927年《兵役法》的成立为中心》

材料二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坚持党管武装原则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党的组织、政府、军事和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武装动员体系，并开展与“扩军”相关的辅助性工作，如“双减运动”“精兵简政运动”等。党和军队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将发动和组织群众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兵役动员上注重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树立中共抗日中坚的形象。同时，在征兵过程中“新富农、知识分子、开明绅士的子弟也可送入军队”。1941年5月，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所写的序言中阐述了兵役动员原则：“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

——据刘爱民《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役动员》

材料一   1875年，日本明确提出要渐进地建立立宪制的目标，成立了元老院并将其作为立法机构。此后五年间，元老院三次拟定宪法草案，但是，政府首脑部均以该宪法草案只是抄袭西方的宪法，不符合日本实情为由拒绝采纳。1880年前后，自由民权运动扩大到全国，要求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等。各地兴起研究和起草宪法的热潮，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宪法私案。1882年，伊藤博文进一步调查了君主强权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宪法。1889年，日本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东亚最早的宪法确立了天皇的强权，仅承认了被限制的人权。

——摘编自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著《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45年10月，（美国）占领当局提出《日本国宪法草案》，明确表示了修宪的原则和具体主张，并要求日本政府积极配合。在占领当局和民众的压力下，1946年3月6日，宪法草案公布，同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在国会获得通过，1947年5月3日正式生效。该宪法第1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同时用内阁限制天皇的权力。过去只对天皇负责的内阁，现在只对国会负责。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会，即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三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开幕时，毛泽东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序言中写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