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2002年春，我国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以距今5500-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重点，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研究。根据这些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研究团队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

2002年春，我国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以距今5500---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重点，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研究。根据这些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研究团队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材料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国家科技部立项，作为国家“十五”到“十四五”的重大科研项目，迄今为止，经历了预备性研究以及第一、二、三、四、五阶段。第一阶段（2004～2005年）开展“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第二阶段（2006～2008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第三阶段（2009～2012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第四阶段（2013～2018年）工作主要是对第三阶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几大课题继续开展研究；第五阶段（2020～2024年）仍然延续探源工程前四阶段的方针和技术路线，将近几年新发现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遗址纳入工程中。

2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上下五千年”不仅由传说变为考古学实证，“上下八千年”历史大脉络也逐渐变得清晰。

材料二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念，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冲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套新的标准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