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北斗工程诞生之前，我国曾在卫星导航领域苦苦摸索，在理论探索和研制实践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3年，以陈芳允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利用2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来测定地面和空中目标的设想。

北斗工程按照“先区域、后全球”的思路，分“三步走”。

作为解决“有无”问题的第一步，北斗一号需要花小钱办大事，验证系统设计思想的正确性。1993年初，我国提出卫星总体方案，初步确定卫星技术状态和总体指标，次年研制工作全面展开。北斗一号系统于2003年建成，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3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面对快速增长的应用需求，北斗二号迈开了提升性能的第二步。2004年北斗二号卫星工程正式立项研制，随后导航系统工程被列入我国16项国家重大专项工程。2012年12月27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成为国际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服务商之一。

站在前两代星座的肩膀上，北斗第三步迈得无比自信。星间链路、全球搜救载荷、新一代原子钟等新“神器”闪耀亮相，整体性能大幅提升……今日之北斗已经梦想在握。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前世今生》，《科技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于《2020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材料三：

本报北京6月30日电（记者张蕾）30日下午，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定点在东经110.5°工作轨位，标志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组网的完成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专家介绍，定点成功相当于卫星进入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准备正式“开工”。目前，经过遥测数据判读，星载基准频率合成器、原子钟、导航任务处理单元、星间链路等载荷设备均工作正常，地面接收信号正常。接下来，卫星将进行多项在轨测试，确认所有设备运行正常后，开启工作模式，编入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的卫星“大家族”中。

（摘编自《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定点成功》，《光明日报》2020年07月01日））

材料四：

2020年6月23日上午，中国“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星座部署完美收官。这对中国航天乃至中国科技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成就，也为全球经济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百感交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沈军博士对《国际锐评》评论员说，“26年的努力，梦想终于实现”。正如沈军所感慨的，从1994年北斗一号建设正式启动，到2020年完成全球组网，中国北斗建设历时26年，通过服务中国、服务亚太、服务全球的“三步走”战略，与美国的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一道，成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作为中国近年来“硬核科技”成果代表之一，北斗的通信与导航一体化是全球独创的技术亮点。北斗全球组网成功，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中的自力更生和开放包容两大核心要素。

北斗系统坚持开放包容的科技合作理念，正如沈军所说，“国际化是北斗全球系统的天然属性”。为此，中国不断推动北斗系统进入各项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国际卫星领域的多边事务，大力推动北斗系统的国际化应用。

（摘编自《北斗完成全球组网折射中国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材料一：

新冠肺炎的科学命名

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2月11日在日内瓦开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谭德塞解释，“CO”代表冠状（Cornona），“V1”代表病毒（Virus），“D”代表疾病（Disease），“19”则因为疾病爆发于2019年。谭德塞表示，这样命名是为了避免与地理位置、某种动物、个人或群体相关联，拥有一个正式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名称使用不准确或是“污名化”。

世卫组织同时在官方推特上解释了命名准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商定的准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命名，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而且这个命名也要易读，并与该疾病有关。”世卫组织表示，命名很重要，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具污蔑性的命名。

（综合相关新闻）

材料二：

2月11日晚，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其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根据系统学、分类学和惯例，正式将该病毒命名为“SARS-CoV-2”，并认定这种病毒是SARS冠状病毒的姊妹病毒。此前，OSG曾将新型冠状病毒暂命名为“2019-nCoV”，“2019”指代病毒被发现的年份，“nCoV”是“新型冠状病毒”英文翻译的缩写。CSG表示，这次新的命名较为准确地表明这种特定病毒与SARS的关系，而以“2019-nCoV”为名的术语“新型”也可能表示该基因组与其他先前已知的冠状病毒之间的基因组不完全匹配。21世纪研究冠状病毒的病毒专家多次遇到冠状病毒新颖性的问题，例如2003年在中国广东省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和2012年在中东地区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这两次疫情事件，都将病原体最初称为新的人类冠状病毒，在此后都是通过相似结构进行命名，就像本次爆发期间的SARS-CoV-2一样。

SARS-CoV-2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相关冠状病毒物种中的另一种病毒，它的发现与21世纪引入人类的人畜共患冠状病毒SARS-CoV有很大不同，是冠状病毒属的一个亚类。与SARS-CoV相比，SARS-CoV-2的名称并非源自SARS疾病的名称，并且绝不应该使用它来预先定义疾病的名称。而由SARS-CoV-2引起的疾病，将由WHO决定为何名，也就是新命名的COVID-19。

（摘自新浪财经《新冠病毒被正式命名为SARS-CoV-2，命名乱象终止》）

材料三：

冠状病毒（coronavirus）是一个病毒大家族，因为忙于公共卫生应对，给新病毒的命名通常都会滞后许多，这可以理解，但是，病毒命名工作应该高度重视，优先处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克丽丝特尔·沃森解释说，媒体和公众都在使用病毒的别名，非官方的名称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行起来，这很难撤回；而没有正式名称的危险在于，人们开始使用诸如“中国病毒”等表述，这会导致人们对部分特定人群产生强烈抵制。

其实，给病毒起名不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早已有前车之鉴。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曾另被称作“猪流感”，结果导致埃及屠宰了境内全部的猪。其实这种流感病毒是由人传播，而不是猪传播。正式名称不合适也可能引发各种潜在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就曾在2015年批评过“中东呼吸综合征”这一名称，命名中含有地区信息，这就可能招致不必要的地域歧视，毕竟病毒只是在这一地区偶然发现的，没人能够证明世界上其他地方就不存在这种病毒。世卫组织在一篇声明中说道：“我们注意到某些疾病的名称煽动起了对特定宗教或是族裔成员的抵制，对旅行、商业和贸易造成不正当的障碍，并且引发了对食用动物不必要的屠杀。”

（摘自中国日报网《世卫组织：“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

材料一：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700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名下资产、乘坐航班记录、网吧上网记录等个人信息。如果说这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状况的极端展现的话，那么日常生活里，信息泄露使人们因处于这种“信息裸奔”之中而变得麻木。

这种“麻木”事出有因。南都记者曾向警方求助，警方也难以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治理个人信息贩卖的薄弱可见一斑。除了个别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案例，多数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处于一种低效的窘境。

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给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同样带来了诸多隐患。有关专家在谈及国家应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时就提出，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人们可能就不愿意上网，也不愿意推动“互联网+”进入各行各业，这对于国家推动“互联网+”战略不利。就此而言，避免“信息裸奔”理应成为实施“互联网+”的基础。

(摘编自《个人信息裸奔的互联网社会难以走远》，2016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2015-2016网站漏洞可致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对比

2016年网站漏洞可能泄露个人信息规模各月分布

(源自补天平台《2016年网站泄露个人信息形势分析报告》)

材料三：

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许多网上行为设立实名认证，旨在给网络营造一片安全、诚信的“清爽”空间。

近年来，随着网络乱象频频出现，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微信、微博、支付宝、铁路12306等软件目前均已设立实名制门槛。此次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无疑意味着实名制的全面到来。匿名环境下，有的网友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而不担心承担后果，导致谣言、诈骗以及各种语言暴力横行。实名制提供了基本的追溯机制，使得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因技术的虚拟性而陷入无法追踪、无法追责的混沌状态。此外，实名制也能让种种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摘编自新华社《网络实名制全面到来，如何保障我们的虚拟空间更“清爽”》，2017年8月30日)

材料四：

要结合《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实名制的纲领性规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实施细则。针对网络侵权案件可能遭遇的执行难困境，可组建和利用专项民间基金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当前，“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是各领域在认证身份信息时普遍应用的系统，因此，要努力提高网络运营者的技术水平，实现“身份认证系统”与网站后台数据库的有效衔接。目前，《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针对实名制的管理法规中，主要是对网络运营者的责任作出规定。在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应既包括网络运营者，也包括没有实名认证的人；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既要让网络运营者承担有限责任，又要以具体情形为根据，追究违反网络实名制的网民的责任。

(摘编自贾登勋、杜一冉《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困境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