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埙，河南安阳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等，都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古乐器往往具有多种功能，它既能用来演奏音乐，也是人们劳动生产的工具或生活器具。《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人们把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制成鼓。又如在长期劳动过程中，人们发现某种石制片状工具能够发声，可以作为乐器进行演奏，于是发明了石磬。先民们还把狩猎的石器敲击成声，为化装成百兽的人们表演舞蹈伴奏，乐器演奏同舞蹈表演相辅相成。乐器的功能不仅表现在人们用生产工具或生活器具进行演奏，还体现在用以传递特定的信息，如鸣金收阵、击鼓升堂等。

乐器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密切关系。石磬演变成金属的磬或出现金属的钟，在石器时代绝无可能；只有养蚕业和缫丝业进步了，才有可能产生“丝附木上”的琴、瑟、筝。至周代，我国制作乐器的材料有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八音”分类法即由此得名。在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殿堂中，保存了124件古乐器。无论是重达五千多斤的乐器巨人编钟，还是造型、制作和彩绘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均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中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状况，显示了我国高度发达的冶炼、丝织等技术。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的民族。许多外来乐器经过不断改进，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大家庭中的一员，比如汉代时传入的横笛、竖箜篌，东晋时传入的曲项琵琶，明代传入的扬琴、唢呐等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逐渐形成，乐器的音质、音律、音量、转调、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等不断进步提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取材于刘承华《我国民间乐器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有着“礼乐”传统的民族。“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和巩固群体中既定秩序的和谐稳定。而作为“礼乐”制度的产物——乐器，映射出来的“和”文化最为显著。

先秦时期，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在乐器的种类和配置上有着严格的规制。乐器首先作为礼器而存在，音乐的第一用途也是为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制造庄重宏大的气氛。因此，朝聘、宴飨、婚丧、祭、祀等场合出现的乐器与音乐被赋予了高贵的品格，成为权力的象征，它的使用与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以示尊卑。钟、鼓、磬作为礼乐的代表,用在比较隆重的场合，多为国君诸侯欣赏；卿大夫和士以弹奏欣赏丝竹之声为乐；普通百姓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余借陶制乐器如埙、缶之类自娱。为达到“和”的目的，各阶层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些规制，如果逾越了就是违背了礼，就会产生不和谐的因素，最后“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这些都是与“和”的精神相违背的。

在乐器的个体设计和陈设上，也体现了“尊礼”“求和”的追求。曾侯乙墓中室的乐器摆设就十分注重和谐，乐器多而不乱，各部分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一起，即使是小的乐器也都按秩序排列。编钟分长短两架，每架分上中下三层，最上层悬挂的是小编钟，中层比上层的略大，下层的钟最大，每一层都从左到右、由小到大依次排列。中室的东面放置建鼓，中室的北部与南架编钟相对的是编磬、琴、笙、排箫、箎、小鼓。

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承载着先秦“乐”理念的乐器设计本身就离不开“和”文化，从凝固的器形设计到灵动乐音的功能设计，再到设计思想，“和”文化始终贯穿其中。在先秦的乐器设计中，人们不仅能看到“器”的造型美，听到“音”的境界美，更重要的是能体悟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美。

（取材于张文文《从先秦乐器设计看“和”文化》）

材料一：

全球经济深陷“长期性停滞”格局，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拾头，中美经济摩擦全方位升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谓前所未有的复杂与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外需增长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中国还将面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挑战。因此要保证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增长。

在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美国竭力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试图显著削弱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后发优势”，并努力将中美技术差距锁定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芯片行业为例，目前每年中国芯片进口额已经超过原油进口额。中国在高端芯片方面非常依赖美国的进口，而美国却要努力来“卡脖子”。因此，面临来自美国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打压，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来对这些高科技产品实施进口替代。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会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的挖掘程度。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由2006年35.2%的峰值下降至2019年的17.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21日在与企业家座谈时所指出的，“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材料二：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共赢的选择。过去中国发展更为倚重“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扩大、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国对内需的依赖逐渐增强。数据显示，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从国际上看，经济体量越大、收入水平越高、服务业占比越高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有更多的部分在国内消化。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经济体量和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高，未来我国国民经济会更加依赖国内循环，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渐进的转变过程，这个规律解释了为什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摘编自林毅夫《解读“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材料三：

我们可以试着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去预判“双循环”体系的发展趋势、影响和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双循环”体系的形成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物质基础、政策空间和战略支撑。从时间轴来看，“双循环”体系的提出与十四五规划相得益彰，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发展布局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调整。短期内全球经济V型复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赤字货币化的浪潮终究会被淹没在债务型经济的洪流之中，稳定的增长、技术创新、制度性改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中国经济保持独一无二的增长趋势的重要驱动。当然，“双循环”体系的转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周期，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这需要加大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更加注重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的互动性，实现二者的平衡为“双循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

（摘编自西泽研究院《“双循环”是被动收缩还是主动出击？》）

材料一

2004年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目前全国生活垃圾年产量为4亿吨左右，并以大约每年8%的速度递增。

垃圾在不分类的情况下，往往只有两种处理方式，填埋和焚烧。然而，填埋浪费土地资源，产生有害渗滤液，存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隐患；焚烧会产生有害的灰渣和气体。那些未经安全处理的垃圾，兜兜转转，甚至可能回到我们的身体内。美国CNN做过一个调查，追踪8名志愿者的一周饮食，在他们体内发现了几乎所有的塑料类型。当我们还在为站在食物链最顶端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殊不知，链条的底端早已一片疮痍。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垃圾分类，不仅是分类，更是在自救。有分类，才可能更好地无害化处理。

最近，网络上嘲笑上海强推垃圾分类的段子铺天盖地，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垃圾分类的最大影响就是自己的生活变得不那么便捷了。其实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9年过去了，收效甚微。看来，垃圾分类绝非只是“政府重视,资金到位”就能快速达成的。

(摘编自新浪微博2019年8月21日《垃圾分类，刻不容缓》)

材料二

1962年，林恩(Lynn W.R.)提出废弃物综合管理理念，其中垃圾管理的“金字塔”优先度层级已被全世界广泛接受。2017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简易处理比例为2.3%，卫生填埋处理比例为55.9%，焚烧处理比例为39.3%，生物处理比例为2.5%。

(摘编自《垃圾处理与利用的“金字塔”层级》,《科学世界》2019年第9期)

材料三

垃圾生命周期管理的策略依次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尤以减量化为优先。减量化要求从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中就要考虑产品废弃后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例如通过减少材料用量、降低重量和缩小体积等一系列手段减少产品废弃后的生活垃圾产量。在产品的消费过程中推进可持续消费模式，通过缩减不必要的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包装以及尽可能重复利用产品等策略，减少消费过程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处理要坚持大力推进资源化，尽可能回收资源和能量，例如从电子废弃物中提炼金、银、铜等金属资源，废弃塑料进行再生和建材化处置，有机垃圾进行堆肥和厌氧发酵等生物处理回收有机肥和生物燃气，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对于最终无法资源化的生活垃圾要进行安全的填埋处置，实现生活垃圾的无害化。

(摘编自杨建新《生活垃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科学世界》2019年第9期)

材料四

垃圾随意抛掷意味着社会文明还没起步；能够集中堆放，可认定社会文明的开始；如果进行分类处理，就算融入现代文明；只有精细化管理，该国家和地区方能进入先进社会行列。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循环利用率达65%左右。其城市垃圾分类实施开始于1904年，至今累计出台与垃圾管理相关的法律800余项、行政管理条例近5000条。从前端收集到末端处理，德国实现了全覆盖和全方位垃圾管理。配有专门的环境警察，每天展开专项巡逻，每周抽查各居民区的垃圾分类情况。

日本人认为“资源使用不当是垃圾，垃圾利用恰当是资源”，所以日本的垃圾分类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小学四五年级还专门开设了垃圾分类的课程。日本每户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两张时刻表——《电车时刻表》和《垃圾回收时间表》；每个社区都有垃圾分类的咨询电话；政府编有详细的《垃圾分类手册》。如果乱丢垃圾，很可能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罚款可达1000万日元。

(摘编自汪中求《垃圾分类背后的真相》,《企业管理杂志》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