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辞学史上，汉唐以来楚辞学的研究路径，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诠释，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把重点放在义理的阐发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楚辞集注》“大旨在以灵均寓放逐宗臣之感，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因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这个总结是准确的。朱熹楚辞学在整个楚辞学史上起着转折与推动作用，构建起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体例，完成了楚辞学研究模式的转变。

朱熹在批判以往楚辞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朱熹认为，以往楚辞研究注解穿凿附会，不符文义而强为之说；注释重复繁琐，只见训诂字义而湮没了文章大义。朱熹批判的就是汉学背景下的研究模式。宋前的楚辞研究受汉代解经习气的影响，在注解时，为注释而注释，正文湮没在繁杂的注疏中，读者难晓文章本义；在意义的阐发上，又喜欢与六经比附，牵强附会，扦格难通。针对这些不足，朱熹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对作品义理的揭示，以阐明“大义”为宗旨，注释简洁明了，训诂为义理服务，能宏观把握作家作品，无论是字词注解还是文义阐发都更为通透。朱熹这种摆脱注疏、直寻文义、不以注害义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宋学研究法，扭转了自汉以来的楚辞研究模式，解放了长期以来被章句之学束缚的手脚。

朱熹楚辞学在研究体例上也有新的开创。朱熹在注解楚辞时，以章为单位，先解释字词，再通讲全章义理，避免了以半句为断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这样便于串通义理，同时也消除了注解重复繁琐的毛病，使注释变得简洁明了。此外，朱熹在《楚辞集注》之外又创《楚辞辩证》体例，使两者相辅相成，既保证了正文注解时的简洁和大义的明了，又能对重要名物以及论题作深入考辨，使研究既能充分揭示义理，又有扎实的考据支撑。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之外，又作《楚辞后语》，对楚辞进行历史的观照。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朱熹楚辞学的体例“大厦”，保障其研究目的的充分实现。

朱熹对众多楚辞论题的创造性论述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深远影响着后世楚辞研究的走向。比如，关于“摄提”与屈原生辰的问题，朱熹认为，“摄提”为星名，而非岁名，“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只能说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未必是寅年。此论打破了王逸以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主流观点的思维定式，为屈原的生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而在《九歌》的主旨理解上，朱熹突破了自王逸以来的将《九歌》的比兴手法认作简单的比喻、机械地寻找其本体与喻体的做法，认识到了《九歌》的整体象征手法，将作品分作表里两层来解读，使其对《九歌》主旨的理解更为通透合理。这是朱熹对《九歌》研究的具体推动之功。

（摘自谢君《朱熹楚辞研究的转型意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无不处于次要的位置。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橹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模仿现实的细节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受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他在歌剧的史诗剧实验中，吸收中国戏剧艺术经验，创作了《四川好人》。

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关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回客。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断）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人；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人：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筌》里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遇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画处皆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练而又极典型的姿势，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

材料一：

至少在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起点应该是如何把握农时。种植需要确定合适的时间才会有好的收获，它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自然因素配合，古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天人合一”与“三才”（指天、地、人）思想的形成。

任何抽象的哲学理念都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才能实现其价值。如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把握农时，实现天人合一，并获得好的收成呢？我们的祖先利用“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加上北方耕、耙、耱（南方的耕、耙、耖）三者配套的抗旱保墒体系，再辅以中耕除草的技术，以少量土地养活众多人口，构筑了一条通往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可以说，深厚的农耕基因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类型，它促成了天人合一哲学的产生，进而孕育了“二十四节气”概念和抗旱保墒体系，构成了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典范，是当时发达的农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如今的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欧农业模式，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诸如化肥、农药与机械，其中化肥与农药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河流水质普遍下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更加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传承“二十四节气”背后所包含的理念。“二十四节气”理念主要告诉人们要特别关注农时，即尊重自然规律，什么时候耕地、播种、中耕除草、收获与贮藏等，都要遵循一定之规。“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系依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不管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基础的原理不会变化，即依赖自然而生产。人们依然要遵循自古而有的尊重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知识体系，指导种植、养殖等生产的各个过程，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生产方式。“二十四节气”理念正以新的形式服务于中国当代农业。

传承“二十四节气”还可以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不管工业化的程度有多高，乡村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版块，乡村的和谐依然要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城乡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双向的、良性的，不能因为工业化而让乡村失去了它应有的韵味。“二十四节气”时刻提醒人们，城市不能离开乡村。通过熟悉“二十四节气”，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了解乡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在未来将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二十四节气”如同中国文化的一张核心名片，有利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中国人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时，西方一些国家很不适应，认为这是中国试图主导世界的行为。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和谐理念，而不是征服理念，“一带一路”是用玉帛替代干戈的最好形式之一。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中，“二十四节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和谐模式中才能产生。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实际上是无意间送给中国人的大礼。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个名片，排除干扰，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为整个人类谋福祉。

（摘编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徐旺生《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及现实意义》有删改）

材料二：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意味着对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认可和对中国承担保护职责的信任。这就要求我国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有序推动二十四节气的各项保护工作。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生产实践，是古代天文学和农学同步发达的结晶。其中蕴含的尊重自然、效法自然、爱护自然、利用自然、扶助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二十四节气本来是大众的生产生活日用文化，始于西周，于春秋战国基本定型，于西汉完成记载。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为其推广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通过官方推行，二十四节气才被普遍用于指导国计民生。2000多年以来，二十四节气既是国家行政的时间准绳，也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的风向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让二十四节气扎根人心，回归生产生活日用，才是真正的保护与传承。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不仅传承着二十四节气内在的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而且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创造性利用，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既有国家祭典，又有生产仪式和习俗活动，还有谚语、歌谣、传说、诗词、工艺品、书画等文艺作品。

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有助于激起国人继承传统文化的热情，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增强外国人士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摘编自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张勃《二十四节气的文化意蕴》有删改）

【链接材料】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这一天恰逢中国传统的立春节气。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冬天结束，春天开始。随着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冬奥会开幕式缓缓开启。从雨水开始，至立春结束，一幅幅节气的美丽画面对应着中国古典诗词或谚语，将中国元素与冬奥会完美融合，惊艳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