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

宁国府、荣国府是贾氏先祖宁、荣二国公在世时，官造留下给他们嫡系子孙的，依明律“其父祖有官身殁，非犯除名不叙，子孙许居原造房屋，不得以无官违式论”，清律“父祖有官身及，虽曾经断罪者，其房仍许子孙居住”。事实上，房屋之外，其他车马、衣服等物也不禁止子孙及其家属使用。这些在生活享受上的特权，使得官吏的家属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生活群体。而府第、高墙、豪门自然亦成为一般百姓眼中敬畏羡妒之位势财富的象征了。

大门，堪称整个府第对外极具象征性的部分了。所谓“侯门深似海”，除了门饰、间数制度之外，平常正门又不开，只留两旁东西角门出入，只有喜丧、年节或迎送高官时，才打开直通到底，这都增加了神秘感及庄严气氛。譬如：第五十三回除夕祭宗祠，二府正门大开一路直到正堂。两门间的街上也设着二府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不准过。第七十五回尤氏由荣府返家，夜里省得套车，徒步过去时，两边的门子也把行人断住。这些事例都可见得二府正门甚至面临的街道，也都成为二府的外围领域，含有威吓的意味。

给秦氏办丧事，在会芳园围墙开了一门，起宣坛乐台，尤二姐丧事停灵梨香院，临时开了对街一门。这都是因为年轻媳妇、贱妾之丧不能由正门出灵，这也可见正门的庄严性不容破坏。

（二）

园林的性质比宅第更近于艺术，也因此园林布景更可以供小说作者驰骋想象。《红楼梦》的结构有两大脉络：一是家族兴衰，另一是宝玉心性之旅。家族兴衰的脉络与府第的场景关系最直接，宝玉心性之旅的“园地”则由大观园来成就。

在大观园中，不仅各钗的生活空间扩大了，而且私密性增加了，这些在传统宅第中是很难得的。因为传统宅第的房子里外之门，通常是不关的，除非要睡觉了。而且所有的主子都有奴婢、小厮“贴身”侍候。这两项加起来，个人私密性就难得了。

为什么传统宅第没有个人私密的空间呢？因为儒家思想不在培养“独立的个人”，而在造就一个作为典范的君子。既然没有“个人”，那么，反映位序观念的传统宅第就不必提供实质的个人私密空间，而是用许多暗示如门帘、屏风等，来引发人“依礼举止”，希望由人的修养，来达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私密。

然而，在读书人的仕途上，理想是君子修身治国平天下，现实里，多的却是听命木讷以及钻营功名利禄这两类人了。小说的主人贾宝玉对于前者没有兴趣，对追求名禄更是不齿，唯一的出路只有展开个人心性的探索，尝试去寻找一些终极的目的与价值。很自然的，此项探索在位序严谨的宅第是无法展开的，府内的园子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摘编自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

材料二：

人类建筑，有两个目的：其一为生活所必需，其一为娱乐所设置。就我国历史而言，其因形式而分类者，如平屋，乃生活所必需也；如台楼阁亭等，乃娱乐之设备也。其因用途而分类者，如城市宫室等，乃生活所必需也；如苑囿园林，乃娱乐之设备也。中国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间而极盛，人为之势力，向各方面发展，大之如政治学问，小之至衣服器具，莫不由含混而分明，由杂乱而整齐。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长久束缚于规矩准绳之内，积久亦遂生厌，故春秋战国之际，老庄之学说，已有菲薄人为返求自然之势，人之居处，由宫室而变化至于园林，亦即人为之极转而求安慰于自然也。

（摘编自乐嘉藻《中国建筑史》）

材料三：

在一座中国房屋中，花园以及人工景色是基于与所有建筑根本不相同的原则。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房屋和中国花园，城市和园林之间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关系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的、非对称的、曲线的、起伏和曲折的形状，对自然种种神秘的、本源的、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即使规模不大，中国的园林都在追求唤起对原始自然的联想，以由此而引导出来的原则来模塑园林的风格：避免笔直的、一览无遗的园径和视线，尽量不致千篇一律。园林成为一种成功的事物，它就是游山玩水经验的反映和模拟的创作。当人置身其境时有如在最荒寒的山水画中，其间差不多常常都有一些人物、茅舍、山径和小桥。建筑和自然之间是没有被分割开来的，这种合而为一的东西是中国传统上的一种伟大的成就。

（摘编自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

材料一：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是否用“身体”创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学习、推理等能力有了质的改变和提升。但即使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身体的某些功能，它终究不是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的联系。

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由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具有一种能动的选择性，这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是不同的。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微软小冰2017年就具有了“看图创作现代诗”的技能，但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所看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关于事物的数据、程序、编码等内容。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如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强调要进入“虚静”的状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其艺术创作的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的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及其学习能力的强弱。

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储存器之中的，这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以上从身体的角度对艺术家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进行了比较，并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的“身体”不同于人工智能机械化、数字化的“身体”。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人类的艺术创作不可能被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完全取代。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终究还是人类的艺术创作，只不过这里的媒介不再是人类的身体和基本的艺术创作工具，而是变成了具有某种智能的工具而已。所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可以表现为：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智能化、模型化与便捷化；二、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可以使艺术品种类更加多样化，让人们的艺术欣赏具有更多选择性；三、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14日）

材料二：

在媒体沟通会现场，技术团队展示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的部分绘画作品，不论是构图、色彩还是虚实，小冰的作品都已经趋近于真人的绘画表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从现实的数据学习中融入了一定的情感表现能力，同时，因其对200余位艺术家画作的全面学习，我们还能在小冰的画作中看到人文历史的独特视角。

在小冰的命题创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系列中，观众可以惊喜地看到很多绘画先贤的“复活”：比如使用弗兰茨·马尔克的笔法绘制的在稻田中停落的飞机；比如好似莫奈绘画的人物徜徉在花海中，远处却是明灭的灰霾城市。可以想见，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定会给视觉艺术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人工智能在创造领域的探索并不应以击败人类为目标，而应着眼于在达到与相应人类创造者的同等水准前提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优势，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业的未来。

（摘编自何鑫《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夏语冰”》，中国美术报网2019年5月17日）

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由于处处相反，因而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璞，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合，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辩，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