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旅游者的旅游审美体验、旅游求知体验、旅游交往体验、旅游情感体验等文化现象是旅游文化，由于其实质是旅游体验，可称之为旅游体验文化；旅游业文化中直接面对旅游者及其旅游活动的部分如旅游服务、景观开发、旅游宣传、旅游规范等文化现象也是旅游文化，它产生于旅游业对旅游活动的介入过程，又力图影响旅游活动，可称之为旅游介入文化；旅游、旅游业之外的旅游研究者、旅游评论者、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思想、旅游研究、旅游传说同样是旅游文化，它们以旅游为研究、思考、演绎对象，对旅游施加影响，也属于旅游介入文化。至于旅游客体中的旅游文化，由于主要是旅游者、旅游业和旅游地居民创造的，可分别归入旅游体验文化和旅游介入文化。因此，从文化系统的角度上看，旅游文化由两个子系统构成。

（摘编自《旅游文化新论》）

材料二：

市场主体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基础支撑。四十年的旅游产业和近十年的文化产业发展进程表明，国民的、大众的、市场化的文化和旅游需求及其实现，有赖于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和品质供给。随着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追求的提升，文化活动和旅游休闲的市场化需求日益旺盛，消费分层分级趋势愈发明显。在主流文化空间和传统艺术项目之外，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转向大众化、多样化和市场化。旅游者到访目的地，完成城市地标和景点观光后，很多人还会参与彰显市民休闲、生活品味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游。四十年的旅游发展经验表明，文化消费和旅游需求一旦从小圈子的事业属性转入国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就必须，也只能依赖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休的创业、创新、创意和创造。

（摘编自《文旅融合时代：大数据、商业化与美好生活》）

材料三：

夷陵镇立足夷陵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做到了极致，并多次到外地“取经”学习，积极开展风俗文化体验等特色文旅小镇创建工作，成功创建湖北省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小镇。该镇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完成多处遗址修缮工作，开展栾师傅手工制茶等非遗展览展示10余次，邀请宜昌十强旅行社赴邓村乡、许家冲村踩线考察等活动，赛事推介更是精彩纷呈。

（摘编自《文旅融合添活力文化惠民谱新篇》）

材料四：

燊海盐井被誉为四川自贡盐场奇观之一。而今，凿成于1835年的燊海井仍然在按传统方式产盐，工人不时从导管注入取自地下千米深处的盐卤，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手艺吸引了广大游客。一家三代在盐厂工作的游强说，没想到自己从一个烧盐工变成了非遗传承人，承担起了守护城市记忆的使命。除了井盐文化，目前自贡市打造了两个“重磅”旅游项目。一个是与深圳华强方特集团合作，借鉴迪士尼、环球影城模式，打造自贡恐龙王国；另一个是与深圳华侨城公司合作，以世界一流水准打造中华彩灯大世界。4月30日晚，重启的自贡灯会线上线下齐开花，以20万人次的游客接待量、全网超2.6亿的传播量实现开门红。

（摘编自《四川自贡：深化文旅融合实现“1+1>2”》）

材料一：

保护工业遗产的活动起源于英国。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就出现了“工业考古学”，使人们萌发了保护工业遗产的最初意识。2003年7月，在俄国下塔吉尔召开的大会通过了专用于保护工业遗产的国际准则，即《下塔吉尔宪章》。该宪章阐述了工业遗产的定义，指出了工业遗产的价值，就立法保护、维修保护、宣传展示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工业遗产保护逐步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保护性再利用是赋予工业遗产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可行途径。在制定方案时，对工业遗产中的每一区域都应仔细甄别并单独评估，在考虑它与整个遗址联系的基础上，确定其最恰当的用途。同时，方案应对不同工业遗产地段设立明确的限制要求，新的用途必须尊重工业遗产的原有格局和材料特色，维护原始的人流活动，并且尽可能与初始或主要用途兼容。并应创造条件保留能够记录和解释原始功能的生产区域，用于展示和解说曾有的工业生产用途。

保护性再利用不应作为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而要重点应用于文化设施建设。可以根据工业遗产原有产业及产品性质，设立各种门类的工业技术博物馆、厂史展示馆、企业纪念馆，同时探索更为合理而广泛的利用方式，如美术馆、社区文化中心等；也可以利用工业遗产特有的历史底蕴、想象空间和文化内涵，把它开发成为激发创意灵感、吸引创意人才、集聚创意产业的文化产业园区，既体现工业遗产特色，又使公众得以游憩、观赏和娱乐。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工业遗产的保护，则可以用设立工业遗址公园的方式成功地将旧的工业建筑群保存于新的环境之中，从而达到整体保护的目的。

虽然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但是中心城市以及一些传统工业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在这一形势下，如何使更多的优秀工业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如何形成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整体思路和方法，是需要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摘编自单霁翔《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

材料二：

在保护工业遗产之前，首先应该厘清的问题是：将要进行的保护究竟是否是工业遗产？如果确是工业遗产，它的遗产价值究竟在哪里？只有明确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才能有针对性地决策是否保护、保护什么、如何保护。

在此，应首先区分工业遗存和工业遗产的差别。历史遗留的旧工业厂房、园区及其相关的环境、设备、档案等都属于工业遗存，但并非所有工业遗存都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即所谓遗产价值，而可以被列为工业遗产——正如历史遗留的旧建筑、旧构筑物不一定都会成为文化遗产一样。只有具有突出遗产价值的真正的工业遗产才有被保护的必要，对于其他的工业遗存，进行拆除或单纯再利用都无可厚非。

第二是确认工业遗产的遗产价值。应进行遗产价值的系统性评估，明确对于特定的工业遗产而言，其重要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具体方面。对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进行价值评估时，应侧重考虑不同的向度——对于生产性工业遗产，如工厂厂区厂房等，应将遗产价值中的技术价值评估放在重要位置；对于生活性工业遗产，如工人住宅及相关科教文卫场所等，则应将遗产价值中的历史价值及遗产的社会意义放在首位。只有具体确认了遗产的突出价值、指出遗产保护的关键点，才能真正实现有针对性的、有效的工业遗产保护。

对于工业遗产来说，再利用是否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否可能对工业遗产进行类似于其他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封不动的真实性保护？如果可能，那么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又将如何落实实践？如果一定要加以改造和适应性再利用，那么多大程度上的改变是可以接受的、是能够保证发展可持续的？若要基于我国工业遗产现状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一方面需要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工业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现状困境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应当探索遗产价值与保护强度的匹配关系、遗产适应性再利用路径与工作组织模式的匹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特定工业遗产地而言，其保护路径、发展策略与实施方式的组合应具有必然性而非随机性。

材料三：

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推进，北京及周边的工业废址何去何从，会面临更大的挑战。首钢工业园区从钢铁巨人转型成为文化创意巨人的过程中，经历了“最传奇”“最诗意”“最优雅”的三次转身，让我们看到首都工业遗址改造的创意升级、文化升级和体验升级。

与其它工厂一样，筒仓是首钢工业园内非常重要的建筑，自2011年首钢正式停产后，这些建筑逐渐破败。但经过设计师的改造，首钢工业园内的筒仓变身成设计感十足的办公区，同时，筒仓外壁上开辟的形状各异的孔洞，给原本黑暗的筒仓照进了阳光，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目前，6号筒仓也被选为奥组委首批员工进驻的办公楼，被称之为“最传奇的转身”。

而“最诗意的转身”则是园内的群明湖。这片清澈灵动的湖水原本是厂区为高炉降温而储存的循环水，停产后，这里被改造成“半厂山水锦花池，十里钢城碧云天”的群明湖。除了是首钢园区内景色的“颜值担当”，群明湖还将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单板大跳台的组成部分，湖畔的冷却塔便是跳台，百年来一直唇齿相依的湖水和冷却塔再次组成最佳搭档。

首钢园区内标志性的老牌建筑物3号高炉，已经化身成一座雄伟的博物馆，向世人讲述过往的辉煌。这个“最优雅的转身”标志着园区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我国工业遗址改造工作的升级。

（摘编自陈烁《创意中国，首都工业遗址改造进入2.0时代》）

①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还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特别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②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③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对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④其次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它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最先发现地动学说，他就因此受了教会许多的阻碍。后来布鲁诺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教会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判火刑而死。伽利略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锒铛，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⑤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

（选自罗家伦《历史的先见》，学林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