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的知识，虽说千门万户，浩瀚无涯，扼要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的，一是属于人文的。整个世界一切现象，也不外乎这两大类。自然指的是属于人以外的一切，人文指的是属于人类社会本身的一切。当然人生亦是自然中一部分，但我们站在人的立场，应该看重人生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将整个世界分为自然、人文两大类，也并无不合自然处。

因为此两大对象之不同，我们求获关于此两大类的知识的方法也不同。据常识讲，自然开始是没有生命的，纯物质的，后来慢慢儿在自然中间产生了生命，慢慢儿又在生命中间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应该先懂得数学与几何，这些都是属于抽象的，只讲数量与形式，这是一个本身空洞而又能概括一切的学问。

然这是只对自然科学而言是如此的。若我们讲到人文科学，则不可能拿数学、几何的数量形式来概括，应该把人生已往一切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综合到几个可能到达的最高点，这就成为历史知识了。所以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正如数学与几何之对于自然科学般。

试进一步再详说历史的内容！历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至于这经验，这已往的人生，经我们用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有许多从前遗下的东西，使我们后代人，可以根据这些来了解，来回头认识已往的经验，已往的人生，这叫作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我们凭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以往历史的本身，再凭这样所得来预测我们的将来，这叫作历史知识。所以历史该分三部分来讲，一为历史本身，一为历史材料，一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

如果我们要把已往整个人生的全部经验，完全地记录保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生很繁复，又是很遥远，过去的一去不留了，我们能凭什么方法，把已往的全部人生保留下来、记录下来呢？这既不可能，也是不需要。我们只求在已往人生中，择其特别重要的，保留记载，使我们得根据这套保留和记载，来了解过去的经过，那就已够了。然而这也依然极艰难，这需有一套精卓的技术。第一先要能观察，能观察然后能记载。正像一切自然科学者，也先从观察开始，才能有所记录的。

我们研究历史，既是包括人生的一切经验，我们该先懂得运用某一套的眼光来观察，然后才能得到某一种了解。了解以后才能开始有记载。如我们没有一套观察人生的修养，也就无法了解此人生，即就不可能将人生的一切恰当地记载了。我们根据这一点来讲，可见史学不仅是在保留人类已往的经验，而实际是要观察了解全部的人生，来求得其中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记载。史学正是保留人生经验，发挥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传诸后世，使后世人能根据这一番经验，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参考和指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

（摘自钱穆《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材料二：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观上是冲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批评旧史学为神学的、退化的历史观所支配。翦伯赞将传统的历史观归结为神学史观和玄学史观，认为这种神学史观构成了观念论者历史理论的根源，从这一根源上又形成了玄学史观。玄学史观与神学史观本质相同，根本出发点都是“以观念构成的历史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史”。在旧史观主导下撰著的史书以阐扬儒家伦理观念为指归。中国旧史学被称为“伦理学的史学”。一则传统历史学成为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注解，而非对实际历史的呈现：二则这种儒家式家族伦理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伦理格格不入。

传统历史观中还贯穿着帝王本位思想。曾参与范文澜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撰写的金灿然指出，“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是“封建的历史学”的缺点之一。这种批判承袭了晚清“新史学”斥君史倡民史的主张而有进一步的发挥。再者，大汉族主义也是中国旧史观的一大偏弊。吴玉章批评旧史普遍“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表示“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过，传统华夷之辨并未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笔下消失，而是转化为民族主义，主要是对民族气节的伸扬。范文澜在《大丈夫》中表彰民族英雄、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痛斥秦桧、范文程、洪承畴等的投降主义，即是一个典型。中国古代史家中也有少数人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接近于科学的历史观。司马迁、刘知几和王夫之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不过，这种不囿于旧观念的传统史家毕竟是凤毛麟角。

（摘编自陈峰《传统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

清明时节的诗与思

每到清明节，难免会想起那首著名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是谁写的，写于何时，有争论。但是，不管答案如何，这首诗都已渗入了中国文化的肌理，变成了清明节最生动、最富有人情味的一幅水墨画。和许多中国节日不同，清明节是一个来源相对复杂的节日。它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同时又融合了古代祭祖、寒食等许多社会性节日的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清明节因此有着更多元化的文化负载。

首先，清明节传递了中国古人的一种科学经验。中国古代历书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古人仰望星空，长期观察和总结，创造出一种方法，把北斗七星的斗柄视为一年时光钟表盘的指针，如果说有所谓“天机”，那么这便是天机，天机一露，便指示了人间的“时机”。所以，“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天道酬勤，也眷顾懂得自然规律的人们。中国农业源远流长，发达得很早，有山川地理的因素，有工具改良的功劳，更要拜这套经验科学之所赐。事实上，人类的每一步，莫不和经验有关，向前人的经验讨教，又创造新的经验，为后人所用，由此沉淀下来，便成为了科学的知识。

其次，清明节蕴涵着中国人的人文关怀。谁说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十字架前的忏悔或许因为内心的拷问而显得深沉，但是中国人有自己的方式。宋代高翥有诗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清明节祭奠，是一种仪式，但其背后的情和理，又远远超越了仪式的范畴。在先祖坟前放一挂鞭炮，哭一曲悲歌，烧一沓纸钱，看袅袅青烟腾上天空，继而消散，那一刻，不仅仅是生者向逝者的致意，更是对生命无常的思考。那喧闹芜杂的声音和晦明晦暗的火焰化入青山白云，就像人生流淌在无边无垠的时间里。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情怀，因为有了这天地之间的广阔背景，而显得更加豁达。所以，清明节虽然是一个怀念的日子，但它不排斥欢乐，就像宋人吴惟信的诗句，“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这个节日也鼓励踏春和愉快的运动。

最后，清明节也渗透着中国人的维新精神。清明这时节，春风化掉冬雪，万物开始生长，生命开始孕育。而且，由于纳入了寒食节的节俗，即使是火，也需重新燃烧起来。有古人以诗自况，“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一个寒窗晨读的学者形象迎面而来。这里的“新火”，毋宁说是新的希望、新的规划。“一年之计在于春”，士农工商、渔樵耕读，都得告别昨日的沧海桑田，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当然，所谓新旧，相反相成。《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就是在已有基础上更好地创新。小到一家，大到一国，维新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而是辩证之后的高度自信，相信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相信自己的道路和未来。我想，清明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它提醒我们怀念，让我们从过去看到现在；它也提醒我们去做规划，让我们充满希望、充满想象力地走向未来。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转；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人物视角叙事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叙事观点。《红楼梦》可以从每个章节的不同人物视角来读，对同一件事也可以从不同人眼中写出。黛玉进府，是贵族少女兼伶仃孤女角度；刘姥姥进大观园是穷人兼世故老妪角度；查抄大观园，是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王熙凤角度。这是作者熟谙人物视角叙事的结果。曹雪芹善于使用人物视角叙事，喜欢变换视角，但目标却始终围绕着贾宝玉和贾府盛衰。《红楼梦》人物视角叙事既考究且华丽，站在叙事视角的人物一定有特别深刻的叙事角度，他（或她）和所叙之事或人又肯定有重要联系。

在《红楼梦》前三回中得到详尽外貌描写的依次是熙凤、宝玉、黛玉。熙凤和宝玉都映现在黛玉眼中，黛玉到荣国府，王熙凤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她夸黛玉长得好，主要为逗老祖宗开心，所以还有下边的话：“这通身的气派，倒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至于黛玉标致到什么程度？曹雪芹却故意不写，他要将黛玉的外貌放到最应该观察的人眼中写，绛珠仙草只能在神瑛侍者面前显露绝世风姿。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必须从贾宝玉眼中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林黛玉眼中，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的外貌得到了详尽展示，他的通灵宝玉却绝对不能从林黛玉眼中叙出，所以当袭人要拿通灵宝玉给黛玉看时，被婉拒。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只能从最终兑现了“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眼中叙出。每个情节都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叙事视角，一丝不苟又一丝不乱。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和自如转换，是《红楼梦》取得前所未有叙事成就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马瑞芳《红楼故事及文本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