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即是5G，G是“Generation（代）”之意。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定义了5G技术的三大业务场景：eMBB（增强移动宽带），面向3D/超高清视频等大流量移动宽带业务：mMTC（海量机器类通信），面向大规模物联网业务，主要包括工业互联网等应用：uRLLC（高可靠低时延通信），主要应用代表是无人驾驶等。

（摘编自《5G五问：它到底有多牛？商业市场有多大？》）

材料二：5G将带来怎样的变化？在荣耀总裁赵明看来，5G的高速度，低时延让创新充满想象力：“3G时代手机多半看图片网页，4G时代人们开始看频，5G时代干什么？看高清，用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用户上网体验可得到极大的提升。未来人们可能会体验到难以想象的场景，这些场景甚至可以真实到欺骗自己的感觉”。

会上，搜狗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合成主播”包括唇形、面部表情，几乎真假难辨。搜狗首席执行官说：“感知技术方面，机器有机会做到和人一样好。但在认知技术方面，只要涉及人类的高级思维活动，目前机器还远远谈不上取代人类。

（摘编《5G、产业互联网标准化、农村新市场》）

材料三：从5G人才需求在各大行业的分布来看，互联网、电子通信、机械制造排名最高，占比分别为41.57%、36.96%、14.56%。5G的应用落地依托网络的部署，由于5G整合了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等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领域，因而互联行业对于5G人才的需求最为旺盛。5G是目前电子通信技术的升级，目前引领最新5G技术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领域，如华为、中兴及国内三大移动运营商。机械制造行业正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智能制造代表其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而5G可以加速机械制造行业的智能化水平，机械制造行业对于5G人才也有不小的需求。

在5G领域的十大核心职能的人才需求占比排名中，软件工程师位居第一，占比为12.46%，遥遥领先于其他职能。由于5G应用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社会需求旺盛，需要技术、研发力量的大力支持，因而对软件工程师的需求最大。5G技术日臻成熟对于运营商服务垂直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网络云化发展趋势的推进，传统以通信领域人才需求为主的运营商正面临巨大挑战，他们也需要软件工程师的加入，增强自身的研发力量。

不同性质的企业对5G人才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其中私企需求最多，达52.67%；其次是国内上市企业，为21.87%；外企为13.59%；国企只占到了3.66%。私企作战灵活，对于市场动向嗅觉灵敏，敢于迎接风口，敢于创新，对于5G的人才需求较大。国内ICT的龙头企业华为就是私企，无论是其技术实力还是创新实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在业内都有较好的口碑。国内上市企业的人才需求占比位居第二，上市企业具备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市场影响力来布局新业务、组建新团队，用新型人才来助力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摘编自猎聘网《2019年中国5G人才需求大数据报告》）

材料一：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提升数字经济质量是建设数字中国重要的目标之一，表现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极大提升。通过壮大数字经济规模，加深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度拓展先进技术的场景应用，以显著提高数字经济质量，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行动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要落脚于“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数字化、智能化驱动数字中国建设向纵深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要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积极实施并稳步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创新关键技术、打造数据平台、保障信息安全。

（摘编自刘建义《数字中国建设的现实意义和行动支点》，2018年6月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近日，中国电子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讨会暨“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筹备工作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副主席怀进鹏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部分领域具备先发优势的同时也面临挑战，亟需加快制定数字经济发展领先战略，营造开放融合的数字经济新生态，做好国际视野下的数字经济人才选拔培育工作，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跨界融合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良好，融合创新活跃。2017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占GDP总比重近三分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明确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着力点。下一步，将立足制造业主战场，从多个层面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理念融合，加快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的数字化转变，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升级打造新时代的新型供给能力。

（摘编自《2017全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亿元》）

材料三：

信息化和数字化是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而云计算则是信息化、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是数字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

2017年一至五线城市用云量绝对值与增速图表

一至五线城市数字化进程指数占比

材料四：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并未消除，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壮大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占GDP比重35%，到2030年，将超过50%，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挑战和瓶颈，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共性问题之外，数字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特殊情况。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市场优胜劣汰 机制发生巨大转变，企业面临竞争市场局面而更加复杂，以前重视价格、质量等，现在还要重视渠道、手段。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动力不足，信息化投入大、转换成本高，追加信息化投资周期长，试错成本和试错风险超出企业承受能力。数字技术发挥作用时滞较长，一般数字技术从投入到产生正向经济收益之间约为3-10年。

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趋势，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超前，第一、二产业数字经济则相对滞后。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ICT中间投入占行业中间总投入的比重为10．08%，而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该指标数值仅为5．56%和0．44%。2016年，广东、江苏、浙江数字经济规模均突破2万亿元，三省数字经济总量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三分之一，在规模、增速方面均引领全国发展。而云南、新疆等十个省份数字经济总量均在3500亿元以下，十省总量仅相当于我国数字经济总量的12%。

数字经济下平台模式成为主流，平台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不同，出了问题，责任往往全部加于平台企业身上。目前，平台、政府、用户之间的责任不清晰，平台企业不应承担无限责任。

（摘编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

材料一：

在SARS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对SARS的来源有过很多的猜测，实验室也被列为怀疑对象。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陈继明告诉《中国科学报》，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SARS病毒是人为制造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彻底排除人为制造的可能。“首先，有不少实验室，包括美国、欧洲或中国数十家实验室，能够人为制造多种危害极大的病毒，而且人为制造这些病毒不需要特殊材料和设施设备，费用也很少。“他说。

一些科学不端、不察行为，甚至有组织的科学不端、不察行为，屡见不鲜，这也导致人们对现今很多新发的传染性疾病有越来越多怀疑。“比如2009年导致全球流感大流行的病毒，就被人们怀疑是人为制造的，”陈继明说，“这是因为至今未发现这个基因组上看似猪的病毒确实来自猪群的实际证据。而且这个病毒的‘父亲’和‘母亲’历来分居在欧亚和北美两处，至今也没有发现它们在‘同居’的迹象，那么它们生下这个‘孽子’的概率应该很小。”

此外，有不少危害极大的病毒，包括埃博拉病毒、SARS病毒、尼帕病毒，能够在人群中快速传播H5N1亚型的禽流感病毒，以及1918年引起全球数千万人死亡的、对人有神经毒性的HIN1亚型流感病毒等，都被一些实验室复制出来了：这类行为已经遭受诸多人士的广泛关注，甚至谴责。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长曹务春表示，在2004年实验室感染事件发生后，有人就说SARS是源于实验室泄漏。“我与一位长期研究SARS冠状病毒的英国专家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造病毒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SARS病毒是RNA病毒类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现在的技术水平很难操控。”曾务春说。

俄罗斯的一些专家则认为SARS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较大。因为，SARS来无影去无踪，不符合一般的传染病流行规律。一般的传染病流行，在大的流行风波发生后总会再经历一个小的流行风波，也就是说总会持续几年。SARS显然不是这样。从这一点看，SARS病毒不太像自然发生的病毒。

（摘编自《SARS湖源猜想》，《中国科学报》2013年4月12日）

材料二：

衡量一种传染病的影响，一个粗糙的思路是考虑两个维度：毒力和传播力。前者衡量的是如果一个人一旦患上该传染病，症状的严重程度；后者衡量的是一个人有多大概率会得上这种疾病。

新冠病毒肺炎的毒力目前有一些粗糙的估计。在最初患病住院的40多人当中，病死率高达15%，重症监护的比例超过30%，都已经超过了SARS的水平。但是如果综合考虑更多症状轻微的患者的话，综合病死率目前在3%左右，远低于SARS（10%）和MER（35%）的水平。

而关于这种病毒的传播力，有一个相对简便的定量指标，叫基本传染指数（RO），代表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一个感染者平均而言能够传染给几个人。可想而知，RO越大则意味着传播力越强，如果RO小于1，则意味着这个疾病会慢慢自我消亡。作为对比，这里列举了几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传染病的传播力数据：麻疹（12-18），天花（3.5-7），流感（2-4），SARS（2-5），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肺炎在1月23日给出过一个粗糙的估计在1.4-2.5之间，也就是说它的传播力远不如SARS。

（摘编自新华网《新型冠状病毒的来龙去脉》2020年1月29日，有删改）

材料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敬畏生命的精妙论述。例如，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等。这些观点，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德国哲学家施书泽提出：“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他认为中国的伦理学者早就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他指出孟子以感人的语言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动物心理和人类心理的差别并不很大，杨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太上感应篇》提到了《月令》“毋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的要求。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施韦泽明确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他基于欧洲传统思想认为道德关系只限于人类自身，把动物、植物等生命形态置之度外的缺陷，认为世界不仅是过程，而且是生命，倡导一种对所有生命都承担起责任的伦理学。因此把“敬畏生命”作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可行的。

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已经充分动员起来，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正在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广大医护人员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成为阻击疫情的中坚力量，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而从当代生命伦理学体系构建的角度看来，这也是一个从敬畏生命到敬佑生命的深化、丰富和发展过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攸关全体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时刻，伦理学工作者要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事上磨炼”，把“敬畏生命”的信念落实为“敬佑生命”的行动，向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义无反顾、舍已教人的医护人员学习，团结一心、排除干扰，直至最终战胜疫情。

（摘编自《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伦理学思考》，《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7日，陈泽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