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乡愁，可能的一个回答便是这样：乡愁一定与我们每个人的故乡相关。故乡不仅仅是我们出生的地方，也是通常所谓的父母之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和精神家园。在这个文化和精神的家园，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真实的自我，得到了一种身份，以这种身份存在，我们心安理得、自在逍遥。

乡愁的产生，其根源之一在于人的内心或一种文化，是人们因心灵之家遭到变故、文化受到破坏而带来的一种惆怅、失落的情绪。离别的黯然神伤，团聚的归根之乐，侨居的怀念之思等等，这些人们所具有的具体的怀念，实根植于内心，它是人们内心实在真情的呈现，呈现出来便有乡愁。因为在生活中，人们总会感受到喜欢、愤怒、哀伤、快乐、害怕、厌恶、欲求等种种情感，这些情感的发出，若当于其理而合于其度，便是合理的。如朱自清笔下《背影》所表达的浓浓父爱，之所以容易引起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是因为父爱在儒家看来，乃为值得肯定、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种积极情感。当类似于这种表现父爱的文字、场景被不同时空的人们读到、感受到的时候，便会勾起他们自己心中过去曾经的拥有，若现实中这种情感不能即时得到满足、得到呈现的话，便会生起一种惆怅。

乡愁之产生，本质上是在内的。一个人若无内在怀乡的情愫，则眼前之物，虽视之，却若无所视，如一般所说的熟视无睹。只有在内心生起了怀乡的情愫，则于外在客观方面，如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方可能于其中兴起怀乡之情！若乡愁徒为外有，而非内在，则其不足以产生。因外在之存在会随着岁月、时光的消逝而殆尽。正因为乡愁根植于心，故能随感而发，于其形式的消逝中，而生一种内容的真有。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导致乡愁的出现。城市化一般意味着现代化、市场化，这种现代化、市场化是建立在高度的科学化基础之上的。应该说，城市化对人类而言有其重要价值，但也要看到，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度追逐利润、追求物质成果的不断翻新，人们很可能忽视当初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初衷。那么，人们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初衷是什么呢？一个可能的答案，便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精神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但在现实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忘记这个初衷，所以，过度的物化是有可能对人的心灵产生逼仄的。

我们认为，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愁问题。中国哲学强调于人生实践中确立起价值形上之本。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中国哲学这种对仁爱之本的追求，犹如求仁得仁，是高度自由的。它不受外在物质条件、环境之制约，是一种仁心、仁意的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人的心灵便得到了安顿，回到了熟悉的家园。若城市化能由人的良知本心而发，则自有其合理性；城市化若能与人的生命呈现、成长相关联，则它就能与人的生命本真相贯通。因为主体生命的成长、德性的涵养是离不开家国、社会和世界的，不存在孤零零的个体之德性。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城市化若能与此相结合，则得其所而能解“乡愁”之结。

（摘编自章伟文《城市化、乡愁与精神还原之乡》）

面向大众的影评，从纸媒时代到新媒体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纸媒上发表的影评，只有极少量的配图，评论中对情节人物的概述，对电影语言的分析，完全是通过文字来再现的。这种符号的“转译”，是传统影评的重要特点。从视听语言到文字语言，是信息的选择、撷取、剖析，它必然会带来信息量的流失，同时加入了评论者的感受与观点。因此，传统影评的“再创作”程度是很大的，好的影评也有相当强的文学性。在这个转译过程中，影评的“评”，面向作品的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方法、美学高度、思想倾向等各个方面，在一篇具体影评中，虽然有所侧重，但综合性很高，并且有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

新媒体增加了一篇影评中图片与视频的使用量。如微信公号影评文章，一般都有相关的截图或动图，然后是简洁的文字分析。两种语言之间的“转译”被取消了，而评论的“再创作”也大为削弱，文字明快、简单，观点部分用黑体字标出。这首先是技术带来的进步，特别在分析演员演技与电影语言时，写上十句的功能性还不如截取一个几秒的片段。但技术带来进步的同时，评论在思想上的幽微深入没有得到推进，反而有所回撤。评论过度地与视觉性画面相结合，并且尽快给出结论，使评论产生的效果更多在于情绪及观点的同化，而不是在一个思辨的推进过程中，无法容纳更多的思想参与。

在放大影评“可视性”的同时，是新媒体时代影评的“碎片化”。纸媒时代，内容通常都有一定长度。但随着技术进步，载体的信息承载功能加大，信息以极大的增量喷涌，而同时大部分都是碎片化的。体现在影评上，就是短评的增多。从评论的角度上看，短评就是一个碎片。而当受众的注意力完全被碎片化的东西吸引，就会导致整个受众群体的阅读耐心乃至思想能力下降。

在这样的新媒体形势下，传统影评的主要变化是向着视觉化与碎片化的方向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被加深的还有影评的营销属性。传统影评更多的是个人意见的表达，“软文”占据不了影评的主流。而在一个流量经济的时代，点击量可以折算为广告费的时代，影评的市场性加深了，电影类公号很难抗拒来自影片营销方的诱惑，营销性的影评越来越多。

在今天，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交流的便捷，但并没有提高交流的质量。平台的开放带来了话语权的平等，但众声喧哗并没有提升思想的高度。对于受众而言，更为扁平的信息世界，带来的是更为肤浅的内容，是对注意力的诱导，让这个注意力无法成长为思想力，而被驯化为消费力。在影评这个很小的文化类型里，亦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但是“可视性”与“碎片化”成为主流时，并不意味着文字为主的传统影评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领地，走向消亡。一方面，依然有影评人坚持原有的写作方式，写作文学性与思想性较强的影评，始终以审美上的素养与思想上的洞见取胜。另一方面，这些影评也依然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这是一些有着较高的阅读能力与思想能力的读者！在评论区里往往能看到他们对影评的精彩回应。

一篇好的“这个时代”的影评，反应迅速，信息真实而丰富。但同时，不那么追求时效性，给出一个精妙的推理过程与思想维度的评论，也永远有它的位置与支持者。时代在变，媒体在变，捕捉到时代的需求与坚持真正的价值，都同样是珍贵的。它们是互补的，共同组成此时此际的文化生态系统。

（摘编自苏七七《传统影评如何面对新媒体》，《光明日报》2018年10月9日）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是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提升国家认同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们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创作中所使用的文字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应被看作是文学的特征。因此，应该鼓励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字甚至未来用英语进行创作，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和理解。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