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出顶层设计。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这次改革被视为自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迄今为止，已有三批新高考省份出台了改革方案。2014年，浙江和上海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分别公布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4省份成为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9年4月，河北、辽宁、重庆等8省份相继发布了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行新高考，到2021年初步建立新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第一、二、三批试点省份改革方案之间具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后一批的高考综合改革是在前一批的基础上进行的，既有继承，又有调整，体现了创新性。

（摘自张卫《三批试点省份新高考改革方案启示了什么》）

材料二：

从本次对某校的问卷调查来看，仅有7.8％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做过较详细、系统的规划，40.1％的学生只做了近期规划，而高达44.8％的学生想过做规划但未付诸行动，还有6.3％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要做规划。面临新高考，仅18.6％的高中生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而高达81.5％的高中生采取消极或被动的应对方式，其中包括对新高考改革未作考虑并幻想到时候总会解决（49.4％），以及对新改革所引发的不确定影响而感到焦虑（14.8％）或茫然（17.3％）。

（摘自徐文君《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学业规划现状调查》）

材料三：

新高考选课带来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未来志愿的填报。高校的不同专业会对学生的选考科目有不同要求。有些高校专业对选考的科目设了限制，如理工类专业一般会要求学生选考物理科目。因此，如今学生也需要提前考虑自己将要选择的大学专业是什么，专业开设哪些课程，就业方向如何，特别是各个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

因此，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显得非常重要，在这方面，2014年开始实施新高考的浙江积累了不少经验。杭州高级中学引进了霍兰德职业兴趣倾向测试，为学生提供3个参考类型，并按适合程度排序，帮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杭州学军中学每年高一新生进校之后，都会完成生涯发展档案的录入，班主任在之后的班级管理中，可随时查阅生涯发展档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辅导，协助学生解决生涯选择中的有关困难。

（摘自《广东新高考选课走班怎么“走”？》）

材料四：

图1：

表1：

（选自《2021年在粤招生本科高校选考科目要求（3+1+2模式）》）

材料一：

现代新诗批评与新诗相伴而生，甚至略早于新诗。五四文学革命前的两年，胡适在美国读书时就和杨杏佛等反复讨论如何改革中国文学及作新诗的问题。正是在往复切磋中，胡适对新诗的语言、形态、作法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些富含学理思考又不乏少年人意气的书简、应答诗，成为现代新诗批评文本的最初形态。由此，现代新诗批评展开了它的建构过程。

现代新诗批评发展的过程，也是逐步获得自身专业性的过程。对外，新诗批评要引导新诗前进的方向、指出新诗出现的问题。它是新诗发生发展的孪生话语，新诗的目标、问题往往也是它的目标、问题与向内，新诗批评须不断完善自己。在现代文化“分科化”的进程中，新诗批评要纠正自己模糊、零散的面貌，逐渐转变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门类。为此，现代新诗批评不惜向西方借力，搬用西方诗论资源，输入欧美文学，西方诗论、诗学中的绝对观念和分析方法也渗透了进来，一度成为现代新诗批评走向现代、科学的主要内涵。

冷静省察会发现，其实中国化的愿望自一开始就深藏在现代新诗批评的腠理。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早期新诗缔造者本来就是将新诗、新诗批评置于革新文学、“再造文明”乃至“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大框架中来培育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形成“世界主义”观念的同时都抱有“中国本位”的理想。朱自清是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现代新诗批评家，他认为在传统的“诗文评”向“文学批评”转变的过程中，不单要做到“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更要做到“将中国还给中国”。朱自清分力于新诗批评，在促进新诗批评走向“分业”“系统性”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地“参用本国的传统”。

尽管新诗充满了对“新”的渴望，但是新诗批评在话语层面上，远没有摆脱古典、传统的影响，“新旧同台，古今杂陈”是现代新诗批评话语的重要表现形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为了给湖畔派几位少年诗人的情诗一个地位，特别说到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诗，这是因为他明白，新诗地位的给定或意义的赋予，要在与传统的比照中才有可能实现。说李金发的诗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藏起了串儿，得读者自己串着瞧。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对南宋张炎《词源》中“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说法的现代翻版。后来卞之琳“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说法以及废名对林庚等人诗歌的界说，都不同程度地移用、衍化了张炎的话头。甚至批评家对初期新诗喜欢“说理”的判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诗论中“唐宋之争”的潜在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以后，有感于现代派诗歌文本的晦涩难懂的现状，朱自清率先开启了“现代解诗学”的尝试。他拿来朱熹的话，“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巧妙地切中了文本细读的关键。在“解诗”实践中，他以林徽因《别丢掉》等作品为例，细微谨慎地拆碎文辞表达意思，又苦心地逗拢在一起。“现代解诗学”的方法呼之欲出。朱自清特别注意训释难解的字词的意思、意味。中国古典的诗话、词话，尤其朱熹的《诗集传》是他特别熟悉的。他将中国的方法盐溶于水般地放进了现代新诗批评的实践中。

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九叶派诗人唐浞等人仍在借庄禅美学理解“意象”。此外，大量的评述诗人都不同程度地综合运用了注疏、感悟、评点、考证等中国传统批评方法。西方的刺激，服务于现代新诗解释、评判的需要，重新释放了中国诗歌批评方法的活力，也促进了古典方法向现代的合目的的转化。

（摘编自程继龙《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

材料二：

新诗已过百年，数量庞大，其中不乏平庸之作、滥竽充数的伪作劣作，与古诗相比，新诗经典的认同度却不那么理想。没有经典，就没有说服力。新诗到底有无评价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有助于新诗经典的建构。因此，在当下探讨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尤为迫切。

西渡在《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一文中说：“尽管新诗已有众多优秀的作者和作品，但对于那些怀疑新诗的读者和批评家，这些都不够。他们会用不屑的语气反问道：‘新诗有李白吗？有杜甫吗？’没有公认的大诗人要算是新诗的软肋之一。”西渡看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如果在中国谈诗，必谈李白、杜甫，就像谈书法，必谈二王和颜、柳。无论新诗怎样辩解，怎样试图摆脱与古诗的关联，古诗都会作为新诗的标杆而存在。这就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离不开向古诗学习。围绕建构新诗经典的目标，新诗批评可以从技术和思想两个方面确立新的标准。这方面杜甫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启发。

首先是名词意识。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近于苛刻的诗歌标准，完全可以为新诗批评所用。如果诗是一座建筑，那么语言就是砖瓦。砖瓦如果是劣质产品，那建筑质量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中国形态的新诗批评，首先应当谈字法、词法。拿杜甫的炼字来说，杜甫诗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类词汇的运用，均独具匠心。其次是名句意识。杜甫的经典诗歌，往往伴有经典名句。新诗中经典的句子也不少，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但新诗批评引用古诗名句乐此不疲，而对挑选新诗“金句”则用力不多。

一个优秀诗人在作诗时可以靠才情，甚至靠技术，但到“伟大诗人”这样的级别，必然取决于其思想境界。就杜甫而言，他有四个方面的思想维度可为新诗批评借鉴，即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杜甫的宏大可用于对照新诗中流行的小我私人、肉身等狭小的思想观念，使之成为解决新诗中诸种问题的一个镜鉴。

实际上，新诗走向伟大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杜甫诗歌那里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启示。

（摘编自师力斌《从古典诗学传统看新诗批评的建构》）

文明价值存在多元普遍性

中华文明的价值与现代西方价值有很大差异。如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的权利优先，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将违背基本的个人自由。而儒家和世界各大宗教伦理则都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益公益的美德。

中国文化经历近代、现代的发展走到今天，面对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和世界的变化趋势，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坚持和守护《人权宣言》中的所有要求，并努力使之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人权是最重要的价值，或伦理仅仅是为个人人权提供支持，应当指出，在伦理问题上，权利话语和权利思维是有局限的。在西方文化的主流理解中，人权是个人面对国家而要求的一种权利。在这里，个人的权利要求只涉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无法界定个人对社会、家庭、他人的义务和责任。由于只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对社会的要求，而往往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集中在个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个人也具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

20世纪的中国新儒家代表梁漱溟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任，以“互以对方为重”的责任立场反对以个人主义和权利观念作为人生的根本态度，这在本质上也可以说是反对以自由主义作为人生的根本态度和根本的伦理原则，他所主张的是一种儒家的态度，可视为现代中华文明价值观对于权利伦理的一种态度。

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伦理的价值在现代社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新加坡“亚洲价值”的说法即是其中之一。按李光耀的解释，他所说的亚洲价值被概括为五大原则：一、社会与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三、国家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有利于维持秩序；五、宗教间应互补、和平共处。这与现代西方价值的不同，不是所有的价值要素都不同，而是价值的结构、序列不同，价值的重心不同。质言之，现代亚洲价值的核心是，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社会的利益优先；不是美联各方冲突优先，而是关联各方和谐优先，这种社群利益优先的价值态度，不能用来做压制人权的借口，它要靠民主制度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实现人权的保护，当然，新加坡的伦理还不是现代儒家伦理的全部，如现代儒家伦理除了强调社群价值和责任之外，还注重要求人保持传统的美德，认为这种美德既是现人性的体现，又是社会普遍利益的升华，这种价值除致力于社会和谐之外，也致力于人与人、人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等。

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都是与个人主义相反的价值立场，是当今世界的需要，它可以与西方现代性价值形成互补．真正说来，在精神、价值层面，必须承认东西方文明都具有普遍性，都是普遍主义，只是它们之间互有差别，在不同历史时代实现的程度不同，这就是多元的普遍性。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