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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是中国非常流行且流传历史悠久的表述，包含两种内涵：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道德品质相一致，风格是道德的外显。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将道德和文章并称，认为立身和为文不可分离。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质、才情、学识、情感等相联系，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西汉扬雄也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成为后来品评书画、司法笔迹鉴定的理论依据。此后，王充、曹丕、刘勰等人也多以不同的视角和话语鲜明地标举和阐扬“文如其人”这一观念。明代冯时可在《雨航杂录》卷上说得更加不容置疑：“九奏无细响，三江无浅源，以谓文，岂率尔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道畅，次公恬而文澄畜，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这就是著名的“文如其人”论断的明确出处。

作者的个性给作品灌注了生气，作品中总要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意志，总要打上作者自己人格上的印记。“文如其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从主观方面而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作者在感受、体验、表现社会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特征。其中，时间是性格定型的关键因素，这种通过时间积淀下的性格特征产生的行为惯性，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的。文风的形成与人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是一个人生活阅历实践同一进程的产物，两者互相影响，具有相关性，自然可能导致文如其人的现象。尽管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性。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李白敢于在皇皇朝堂之上让皇帝宠臣高力士亲手为自己脱靴，而读者在展读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生宣言，焉能不为他的人文如一拍案叫绝？一个人既然要为文，甚至是有些难以使其文不如其人的。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作者的人品与文品是统一的。

“文如其人”有其真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等等，都说得不错。但我们不能据此在人与文之间划等号，天真地认为文即人也。在“文如其人”一语中，这个“如”毕竟是个“模糊概念”，而不是等同。人与文之间、心与言之间并不本质地存在着同一性。有德者不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德。或者更直接地说，文字驱遣与道德修为虽然不能说截然两途，但并非可以淆然相混的，心言分离、人文相背的现象亦复不少，两者并没有必然关系。明代大奸严嵩窃权罔利，构结祸乱，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但是他的《钤山堂集》中也不乏“晚节冰霜恒自保”这般“清峻”的诗句，俨然一副重节尚义的面孔，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竟出自一个滥施淫威、贪赃枉法的奸相之手。这种“文行两途”的现象无疑是对“文如其人”提出了诘难，而且这一诘难是难以反驳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即使我们有一百条“文如其人”的证据，只要有一条文不如其人的证据，那么“文如其人”的论断也没法成立，亦没有办法准确地应用于历史考据学中。

此外，文、人相悖还有文、人关系中的外力牵引因素。作品的形成大多出自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能超绝于世外。由他人、社会所形成的外力一并涌入，往往对作者构成有形或无形的牵引。政治权力的影响在这种外力牵引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时代的文章，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政治开明时期，作者的自由度相对大，没有或者相对较少约束，这种自由自然可以反映在文章的风格上。在政治严酷时期，作者失去创作自由，有的作者也不得不俯仰从人、随俗为言，文章中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现象，导致言与志、文与人之间拉开距离，产生不同形式的文、人相悖的现象。一种表现是，作者屈就压力地歌功颂德，投其所好地鹦鹉学舌；另一种表现是，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作者不敢铮铮有声，只好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隐晦方式尽管形式上与违心迎合不同，但在本质上同样或多或少隐蔽了真实的人性。

(摘编自张世明《文如其人乎：人格观念与中国考据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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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而来的，数字人文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人文资料可以利用计算机实现数据化，使人文资料可以被量化分析。图书馆古籍文献具有丰富的学术与研究价值，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经常性的翻阅会对古籍造成一定的损害。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古籍数据化组织，对于古籍的保护、利用和共享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书馆古籍数据化组织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古籍数据的可计算性，这是古籍数据化组织的基础。古籍本不具备数字特征，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古籍的数字化，使古籍具有明确的计量属性，揭示古籍的多种属性，并通过对这些属性进行描述与标注，为后续古籍数据的挖掘与知识关联奠定基础。第二个要求是古籍数据的可获得性、可访问性。由于古籍数据差异性大，数据混杂，可能存在数据孤岛现象，而古籍数据化组织的目的是提高古籍数据的利用效率以及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因此古籍数据化组织的过程需要保证古籍数据的可获得性、可访问性。

数字人文时代图书馆古籍数据化组织要注重知识关联，利用可视化工具直观地展示古籍数据化组织结果。传统模式下的古籍数据化管理主要是深入分析单一数据源，数字人文时代的古籍数据化管理强调对古籍数据源的多视角分析，实现古籍知识关联。古籍数据化管理包含古籍数字化、古籍数据融合、实现知识关联及应用三方面内容。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数据化组织的基础，将纸质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实现古籍资源在数字世界的映射，使得古籍资源能够被计算机存储。古籍数字化的过程需要保证古籍的完整性、准确性，同时还需要减少对古籍的损伤。如通过冷光扫描仪，采用非接触扫描结合冷光技术，可以大幅度减少对古籍的损害，同时扫描速度快，扫描准确度高，可以将扫描完成的古籍转化为PDF、WORD等格式，为后续古籍处理和分析提供了便利。古籍数据融合是古籍数据化组织的核心环节，是实现古籍知识关联的关键，对提高古籍资源利用率至关重要。它采用一定的方法聚合或整合同一对象的多个属性，消除和遵循一些通用的古籍编目规则，对不同来源的数字化古籍资源进行清理和数据转换，构建结构化数据，通过数据组合和聚合形成相应的数据集。古籍知识关联是古籍数据化组织的目的，通过语义技术和关联技术构建古籍知识网络，发现隐性古籍知识，促进古籍知识的利用和共享。知识图谱是古籍数据关联的一种方式，通过语义标注和链接相关古籍文献资源，描述相关概念、实体、事件间的语义关系，建立知识网络，为建立知识库以及为用户语义检索提供便利。古籍知识应用是为用户提供古籍语义检索的服务，同时将检索结果通过可视化工具呈现出来，方便用户直观地了解古籍数据。例如，中华经典古籍库提供同义词和关联字检索，为知识结构不完整的用户提供了检索便利，提高了古籍的查全率，同时为科研工作者发现隐性关联知识提供了检索途径；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服务平台以时间轴的方式呈现相关联的名人、宗谱古籍以及相关历史事件，方便用户深入了解家谱文化。

数字人文时代，图书馆古籍数据化组织不但能提高古籍的利用效率，拓展古籍的共享范围，而且能提高图书馆知识服务水平，带动人文科学的发展。

（摘编自李敏《数字人文时代图书馆古籍文献资源的数据化组织研究》）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教融合，滥觞汉魏南北朝，发展于隋唐，成热于宋代，至明代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三教之间一直有争论，一直有融合。在争论中融合，在融合中争论。本文采取三教融合的表述，而不采用“三教合一＂的表述，是因为三教一直在融合中保持着个性，三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地“合一”。如果三教真正地“合一＂，就不可能各美其美，而成了儒非儒，佛非佛，道非道。三教在斗争和融合中始终保持着个性和特质，在融合中保持着张力，在不失各自特性的同时又能吸纳对方的长处，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美美与共，这才是三教融合的妙谛。

佛教和儒道教在各自发展传播的过程中，都努力汲取对方的精华，融合互生。这种融合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融合，二是学术观念上的融合，三是宗教实践上的融合。佛教与儒教在社会伦理上的融合，表现为佛教吸纳儒教观念，消弥了“不孝”“不忠”的责难，而主张佛门的忠孝;佛教与儒道教在学术理论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充分认识到心性的作用，强调三教同源于一心、初心、善心;佛教与儒道教在宗教实践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导人向善，主张普度众生、仁者爱人、仙道贵生。

在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过程，三教同源的观念一直存在，这就在源头上为三教的融合找到了理论基础。三教圣人都一致指出，三教的源头，就是心性的源头。明朝吏部尚书陆光祖向王龙溪问三家之学时，龙溪回答他说，佛氏重“明心见性”，道家重“修心炼性”，儒家则重“存心性”三教工夫皆用于“心”。 只是因为情境的差异，导致“心”发挥了三种不同的功能。 蕅益智旭进一步指出，三教之“道”之所以相同，是由于三教之“心”相同:“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而此“心” 非他，乃是仁民爱物之心:“ 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在具体运用层面，儒家以此心来“保民”，佛家以此心来“度生”，道家以此心来“爱物”。

佛教和道教、儒教长期共存，互相影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瑰美景现。这在观音形象的演变、大足石刻的雕像中表现得尤为特出。观音菩萨既是佛教的菩萨，也是道教的神仙慈航真人，又是儒家的孝顺女儿;大足石刻既有缤纷多彩的佛菩萨造像，也有佛教与儒家融合的孝道的造像，有儒家的石经、道教的诸神，还有将三身佛、孔子、老子堂而皇之供列在一起的佛龛，以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潮。

(选自吴言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美美与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