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环保部12月24日公布的数据，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煤改气”改造完成394．3万户，超额完成四分之一。改造任务量最多的河北省，180万户的全年目标河北完成了253．7万户，导致今年冬天天然气需求大增，为去年同期的234%。

需求涨上来了，但供给却出现了意外。一是原定于2017年投运的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无法按计划投产，减少日供应能力2000—3000万方/日。二是管道天然气进口被减供。中国天然气最大进口源土库曼斯坦（今年前三季度占84．6%）在入冬后，寒流来临优先保本国居福利用气，违约减供相比合同计划供应量减少了4000万-5000万方/日，尤其是北方地区突然断了供。

（摘编自《为什么每到冬天，天然气荒就席卷中国》，2018年1月26日网易）

从能源科学的角度说，“清洁空气运动”对煤炭及燃煤发电存在认识上的误解。当前，以选洗处理、型煤加工、水煤浆加工、流化床燃烧、脱硫净化为代表的洁净煤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燃煤发电领域，从燃烧前、燃烧中与燃烧后三个环节同时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燃烧效率。因此，煤炭已经没有那么“脏”了。当然，燃煤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但那更多的是气候变化所关心的问题，毕竟二氧化碳不直接造成空气污染。

国情的迥异，使得中国人并不能够过度地嫌弃煤炭，因为归根结底“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资源禀赋通过市场在发挥限制作用。仅从发电领域来看，规模巨大的本土煤炭资源是建造火力发电厂的必然首选。与2015年相比，2016年全中国新增发电装机125吉瓦，至年底总装机容量达到1646吉瓦，其中煤炭发电总装机量达到了943吉瓦，占比约为57%；增长48吉瓦，增长量排名第-一。

（摘编自《“煤改气”之困：对“清洁空气运动”的再审视》，2017年12月11日搜狐新闻）

目前我国天然气季节性紧张的特点非常明显，比如北京市，最高峰谷差达到10：1．也就是说，冬季高峰期用气量相当于低谷时的10倍。此外，同样是冬季，冷冬和正常冬季也有很大差别，据中石油提供的数据，两者的用气量每天相差约5000万立方米。

张帆说，要解决如此巨大的峰谷差，就必须提高我国天然气的调峰能力。而目前，肩负调峰任务的全国储气库工作气量仅为天然气消费量的3．4%，远低于发达国家10%-15%的水平，很难满足冬季调峰需求。根据国际经验，一旦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或超过30%，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就必须超过消费量的12%，而且国家整体储气能力要达到一定规模。

整体储气能力是指除地下储气库之外，还需要建设一些城市大型储气罐群和类似LNG接收站的储气设施。目前在我国，这类储气设施基础十分薄弱，除北京等大型城市有一定的城市储气能力，其他二三线城市几乎为零。

（摘编自《气荒如何不再来？》，2018年2月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国务院要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工作，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促进政务信息系统的整合和共享，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是对传统政务信息化模式的改革，包括对政务信息化管理架构、业务架构、技术架构的重塑，通过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政务新机制、新平台、新渠道，全面提升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履职能力，实现政府职能特点的多个转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选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的通知》）

材料二：

2018年中国数字政务（也称“数字政府”）整体水平稳步提高，数字政务指数比2017年提高32%。从服务广度上看，全国数字政务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都在进一步扩大。供给方面，政务公众号总数继续快速增长，2018 年比2017年增幅超过61%；需求方面，政务公众号累计粉丝数也在继续增长，增幅接近45%。

2018年省级数字政务指数排名中，广东仍保持榜首位置。以“粤省事”为代表的省级数字政务体系建设，有效支持了广东数字政务的高水平发展。“粤省事”的政务服务集成小程序于2018年5月上线，涵盖了社保、户政证件、交通出行、不动产登记查询、法律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数百项服务，极大便利了广东民众的政务服务使用。

从城市层面看，数字政务指数前10名的排位比较稳定，表明头部城市的数字政务发展进入相对稳态。其中仅前两名的深圳和广州排位对调，其他8个城市的排名均无变化，第3-10名依次为北京、上海、成都、重庆、佛山、长沙、东莞和杭州。得益于省会的位置和省级政务平台的国使用普及带动，广州的数字政务水平跃居城市之首。而在13个排位上升的城市中，广东占了9个，可见其省级统一数字政务服务平台和综合入口“粤省事”，对各城市数字政务的辐射带动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2019）》）

材料三：

2月3日，按照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相关部署，“粤省事疫情防控服务专区”新增了“入粤登记”服务，方便外来入粤的司机、乘客群体在进入广东省时登记个人信息并记录体温。随后，为提高疫情排查效率，推动人员安全流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也为全面实现公民健康信息“一人一档”管理奠定基础，“粤康码”在“粤省事”上线。

2月24日晚，在家“憋”了40多天的四川籍务工人员胡志君，搭乘广州首班免费返穗返岗专列抵穗，和他一同下车的，还有587名返穗务工老乡。他出发前一天在四川做好了身体检查，并在当地开具了有效期为3天的健康证明，下车后在“粤省事”完成实名认证，就在“粤康码”服务中看到四川省提供给自己的健康证明。

这是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接四川、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建立的健康信息跨省互认和共享机制。有关省份返粤务工人员只需打开“粤省事”，就能便捷出示外省健康证明，为他们返工返岗、生活通行带来极大便利。

（选自《广东：“粤省事”强力支撑疫情防控政务服务》，《南方日报》2020年2月28日）

材料一：

对中医药的认识，古人是十分明确的。早在西周时期就提出了“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乃医官也”；到汉代，班固撰著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将医学作为“方技”，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并列为“一路”，反映了当时古人对医学的重视。但鸦片战争前后，中医药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1903年，清政府制定大学堂章程，中医中药被边缘化。1912年，北洋政府对医学教育只提西医，只字不提中医，发生了“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和《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列出“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与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等条目，即震动全国的“废止中医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中医药的认识有了第一次飞跃：一是鲜明突破了古人把中医药作为“六路”之一的“方技”思想，明确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中的“伟大宝库”“文化遗产”，“对全世界有贡献”；二是有力回击了近代以来产生并延续的“废医论”；三是彰显了历经苦难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在坚定的文化自信下对全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形象。这次飞跃，促使中医药的医疗、科研、制药、高等教育和管理形成了体系，中医药事业向好向上健康发展起来。第二次飞跃是习近平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习近平从中医药与中国古代科学、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上，明确了中医药学的先进性、科学性，指出了中医药学在中华文明宝库中的重要作用。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应为建设健康中国、推动文明互鉴贡献力量。这次飞跃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鲜明的时代意义。

（摘编自苟天林《新中国、新时代对中医药认识的两次飞跃》）

材料二：

奚肇庆教授告诉记者，通过专家组的临床观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早期以发热、乏力、咳嗽为主要症状，往往表现舌苔比较腻，也有一些病人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如食欲差、大便溏稀等，主要还是湿邪为主，同时湿邪可以挟热，挟湿，可以挟疫毒，后期转变也会很快。中医在此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中，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轻症患者辨证施治，可以很快改善症状，缩短病毒核酸检测转阴的时间；二是对中期、进展期乃至重症的患者，可以帮助往普通型转化，中期注重宣肺清热解毒，对病情“降级”起到了一定作用；三是对一些年龄偏大、本身抵抗力偏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在疾病感染过程中加强了扶正祛邪的方法，稳定病情，避免往重症转化。驰援武汉的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史锁芳主任医师介绍，中医药自古以来对外感热病疗效就非常好，就是平时的感冒、高热，只要辨证准确，往往一服药就可以退烧。很多人对中医不了解，觉得中医是“慢郎中”，其实只要用对了药，见效可以很快，疗效是肯定的。在武汉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很多患者吃了中药，效果非常好。

（摘编自新华网2020年2月20日）

材料三：

中西医之争的过程和结局遵循文化交流发展的一般规律。

某种文化因为其产生的地域不属于某特定区域，而被某特定区域人们拒绝接受，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产生的地域性，而在于这种文化科学性不强、适用性不够，不能运用于该特定区域。也就是说，西医如果不能被中国人接受，症结在于中国人用西医防病、治病效果不佳。中西医竞争，主要取决于中西医各自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当前正在发展中的近现代西方医学，是在摒弃古代西方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尤其是随着近几个世纪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医学吸取了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营养，产生了一系列成体系的基础学科。在这些基础学科支撑下，西医的诊断水平和治疗技术有了质的飞跃。较西医而言，中医还没有完成科学化和现代化。原因在于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不发达，近代自然科学自国外传入的时间不长，中医界还没能使之很好地为中医所用。中医要科学化和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医要成为世界医学，需要更快速地发展，需要在防病、治病等方面有更大的效用，要更多的发挥公共卫生功能，提供性价比更优的服务，进而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所使用。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伴随世界整体化的脚步，区域性的文明成果向全球扩散，被更大区域的人们所接受，得到广泛应用与快速发展。文明一旦离开其产生地，被其他区域人群所认识、所接受、所应用，这种文明就不再仅属于最早的创造者和产生地，而变成了所有参与该种文明创造、分享的人们所共有的成果，从而隶属于更大区域乃至全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四大发明、西医、中医，等等。因此，今天中国人所称的西医，只是说明这种医学产生于西方，自西方传入中国，并不包含归西方人所有的意思。今天，西医既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是实至名归的世界医学。中医亦然。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曾说过：“即使中医在中国消亡了，在国外还是会存在的。”中医历经时间的考验，长存不亡，同样取决于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只是就目前应用的程度来看，中医世界化的程度还比不上西医而已。历史进化历程中的人们对中西医学持有价值判断的观念标签，如旧医、新医、洋医、科学医、非科学医、国医等，受制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对于历史流传下来的概念和名词，今天的人们应以发展的眼光、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今天的我们，对于中西医学有着更为理性、科学的判断，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聪明、智慧，而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践的验证,中西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中西医碰撞融合的结果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摘编自张玲、张勇《文化竞争视域下的中西医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