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播媒介的出现及使用对男女两性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传播媒介构建的不仅是一种传播模式，而且它输出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都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传播秩序。传统媒体塑造了社会普遍认同的女性形象，迎合了男权主导社会下的大众审美。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交互性和多点对多点的传播。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信息的发送者不再享有信息特权，并且实现了同受众平等交流，在技术层面提供了男女同等话语权的机会，女性逐渐从话语权的客体，转变为事件发声的主体。

微博构成的这种新型的话语权表达，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权控制模式，为女性自主提供了参与信息传播、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机会，女性有更多机会表达自我。但事实上来看，男权占上风的现状并没有实质改变，不仅女性自身没有意识到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而且公众的关注点依然存在女性的标签化现象。

女性和男性的关注点有很大的区别，女性主要偏重文娱、美妆、美食、旅游等娱乐生活的领域，而男性多半会参与到社会热点、国内外资讯以及焦点新闻的讨论。特别是参与讨论微博公共领域的话题时，男性对此更加关注并能提出全方面的看法，引导了受众对于问题的意见走向。女性往往仅停留在热门话题领域，没有形成发掘新闻的意识，其探讨的话题很难对社会层面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从自身原因来讲也导致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提高女性意识不仅需要传播女性文化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更需要女性的积极参与。女性应该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树立新媒介时代女性形象。面对微博中良莠不齐的信息，增强自身的选择、理解力，对与主流价值观不符的新闻现象，主动提出与之相反的批判意见，同时要主动参与到新媒体的传播活动中去，通过自身的舆论观点影响受众，发挥自身的引导能力，逐步缩小性别之间的知识鸿沟。

（摘编自王思聪《微博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现象》）

材料二：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与自媒体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女权”一词也愈发多被提及。女权主义、男女平等提法，再也不是以大众媒体一以贯之的说教形式出现，而是越来越多地被放置入舆论场之内。不同年龄、文化程度、阶级的人群，只要掌握基本的互联网使用能力，皆可以在女权主义这个话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女权”一词也悄然在大众的广泛讨论中浮出信息大海之海平面，独冠于信息场，引得颇多争议。

网络上，诸如“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男人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宠爱自己的女人，是基本原则”等等之流的说辞近来屡见不鲜。一些社交媒体上，专注于打压男性，提高女性的网文更是颇受追捧。缘于这些情绪激烈的观点，男性同胞奋起反击，以至于把它们归纳为“田园女权”。不少女性并不示弱，以富于情绪性且语中带刺的词汇加以回击。

如此剑拔弩张的观点对立状态，似乎只会让持“田园女权”观点的女性群体更为坚定。令人遗憾的是，她们一边扛起女权主义这面“政治正确”的大旗，殊不知另一边，自己正践踏着许多年来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真正要旨：让女性成为“主体”，成为人类群体的另一部分。

伴随着技术劳动的普及与女性意识的全方位觉醒，女性一边通过劳动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种种诉求表达，不断淡化婚姻、生育与女性命运的必然联系。两者相互作用，意图摆脱他者的身份，找回与男性相平等的人类群体组成部分之社会地位。

但历史进程的发展，总是有太多出人意料的地方。“田园女权”的兴起似乎要一手摧毁中国女性争取性别平等中来之不易的已实现部分，重新把女性置入男性的依附物之境地。观察所谓“田园女权”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些观点普遍要求男性对女性有无条件付出的觉悟，女性在婚恋境遇中则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与资源支配权。如男性上交工资卡、女性可以无条件随时随地翻看男性手机等诸如此类的要求已是田园女权的常规操作。可惜，当今世界仍然是假以金钱才能运作的社会，持“田园女权”态度的女性在私有制的大语境之下，实质上牺牲摒弃了成为独立主体的可能，投向被家庭、婚恋叙述的他者，成为了依靠伴侣才能被叙述的他者，重回“他者”深渊。

在所有的女权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女性作为一个被理所当然认为“较弱”的性别与女性自主之间的持续碰撞。可以说，女性自主的实质要求是与历史、社会、生理等因素共同缔约的女性身份相冲突，所谓“田园女权”的深层原因乃在于女性身份的过度发展，女性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武器，以示弱、妆扮自己、提出要求为实现方式，发展自己的性别，实现自己的性别。

可塑性过高的事物，总是因其柔顺而自行消亡。冲破处境定是无比困难，但仍然值得期待那一天，因为不是女人的低下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低下。

死人比活人更适应泥土，但谁都不想当死人，不是么？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一卷）

（摘编自杨皓《田园女权：南辕北辙的平权之路》）

今日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王毅

历经70载风雨洗礼，中国外交初心不改、航向不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中国与世界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中国将保持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维护世界和平繁荣，促进人类发展进步。

环顾全球，世界并不太平，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国际秩序，成为突出威胁。在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头，中国从未缺席。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国愿与各国一道，携手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将坚定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面对保护主义逆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面对全球性挑战，竖起高墙不是办法。面对自身问题，诿过于人不是出路。上世纪“大萧条”的教训殷鉴不远。挥舞关税大棒，挑起经贸摩擦，将干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损害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经贸秩序，甚至可能导致世界陷入“衰退陷阱”。对于经贸摩擦和分歧，中国坚持以冷静、理性、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也愿意展现最大的耐心和善意。但如果不讲诚信、不讲平等、不讲规则，我们也必须做出必要反应，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想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14亿勤劳勇敢人民、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国家，任何威胁都吓不倒，任何施压也压不垮。

面对单边主义肆虐，我们不能姑息纵容。国际秩序需要法治规则，为所欲为恐将天下大乱。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属于全世界，其成果不能由个别国家垄断，更不能阻碍其他国家自主创新的努力。凭借自身优势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没有国际法依据，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各国共同利益之上，是典型的霸凌行径，必将不得人心。《中导条约》对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单方面退约造成多方面消极影响。中国反对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敦促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进程，我在此宣布，中国已启动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国内法律程序。

大国对于维护国际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发挥表率作用。我们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改革联合国系统的新一轮努力，让联合国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中国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以及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已组建完毕、通过验收、整装待发。中国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

在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当今世界，中国将一如既往站在和平与正义的一边，积极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遇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