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据国务院扶贫办介绍，2013年至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减少到1660万，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全国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全国12.8万个贫困村有10.2万个脱贫。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显示，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

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在2020年高质量脱贫目标的约束下，出现了大量的扶贫创新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扶贫实践。比如，土地流转、“扶贫车间”、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中国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他认为，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习近平的拳拳为民情：“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2019年10月17日人民网)

材料二：

在精准扶贫的具体方法上，各地都推出了因地制宜的方法。比如福建、浙江等地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开发的“乡村主题游”与“农家乐”项目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旅游扶贫为乡村产业兴旺和农业多功能化提供了方向。

据《印度教徒报》近日报道，中国提出了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计划，这意味着中国剩下的1000多万贫困人口将走上通往更加美好生活的道路，其中，“红色旅游”起到了助力作用。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年来，一些苗族地区凭借优美的自然景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苗族刺绣店已成为游客的必游之地。据马来西亚媒体Star Online报道，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方面，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据国家乡村旅游监测中心数据显示，设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101个扶贫监测点(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为4796人，占脱贫人数的30.4%，监测点贫困人口人均增收1123元。在2020年高质量脱贫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各地依托旅游业开展扶贫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的景象方兴未艾。

(摘编自《旅游扶贫应当有可持续性》，新华社2019年12月23日)

材料三：

脱贫攻坚实施以来，中央在此基础上，实行“第一书记挂帅”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通过以党的领导权威超越行政治理的规范的方式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主导性，从而为克服各种结构性制约提供了制度和资源供给，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的各种资源迅速投向最为需要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为了准确识别农村贫困人口，中国政府采用了不变的收入标准，同时附加容易识别的非收入性贫困指标，从而从技术的角度解决了识别穷人的方法问题。为了确保建档立卡农户的精准性，中国政府对已识别的建档立卡农户进行了反复的核查，扶贫标准设置在技术上的可识别性以及相应的核查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挤入和漏出，从而确保了真正穷人的覆盖度。

同时，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进行了分类并做出了“五个一批”的具体部署。从扶贫的角度看，分类施策有助于直接瞄准已经发生的贫困问题，从而避免扶贫资源使用的偏离，确保扶贫效果。

(摘编自《扶贫新实践：新阶段的超常规策略》，2019年9月4日搜狐网)

材料一：

接受美学诞生之前，通常只是从艺术品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断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才比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取材于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材料二：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完成之后，在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作品，而只能被称为“第一文本”。经由阅读之后，文学作品才能摆脱孤立的“自在”存在状态，成为“自为”的存在，即作为审美对象“第二文本”而存在。由此可见，“第二文本”是在“第一文本”的基础上，经由读者再创造的结果。

(一)填空、对话

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指出，在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语言现象中的语词——声音关系是固定的，词、句、段各级语音单位的意义及组合也是不变的，而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面层等，则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他形而上的蕴含，更是混沌朦胧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进而指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与之相近，德国阐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也早已指出，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之中，作品的意义与作者个人的体验之间没什么关联，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中生成的。文本是一种吁请、呼唤，它渴求被理解；而读者则积极地应答，理解文本提出的问题，这就构成了“对话”。伽达默尔还指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取决于一次对话，而是取决于无限的对话。因为文本属于无限绵延着的历史，历史不断，对话便永在绵延之中。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没有止境，是一个与历史本身相同的无限过程。所以，伽达默尔强调艺术作品是“开放”的，流动的，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同一文本必会生出无数不同的“第二文本”。

(二)兴味

中国古代文论中强调的“兴味”，实际也已包含着与英加登的“填空”、伊瑟尔“召唤结构”、伽达默尔的“对话”相近的见解。孔子“诗可以兴”的见解，按宋人朱熹的解释，即为“感发志意”，也就是说，读诗可以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通过想象和联想，感悟体味诗中的意蕴。南北朝时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进而提出了“滋味说”。钟嵘所谓“滋味”，主要是指当时的五言诗言简意丰，可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特征。唐人司空图亦从阅读欣赏的角度指出，诗的高妙境界在于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也就是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读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体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中国古代文论中诸如此类的“兴味”之说，与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填空”“召唤结构”“对话”等见解，显然有着相通之处。

实际上，不论英加登的“填空”说、伊瑟尔“召唤结构”说，还是伽达默尔的“对话”说，以及中国古代的“兴味”观，所揭示的都是文学作品阅读接受过程中的再创造特征，它所指明的正是文学作品构成审美价值的固有方式和特征。

(取材于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材料一

OMO（即Online-Merge-Ofline）学习方式将重塑传统意义上教与学的关系，学生将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老师则是引导、调动、组织学生自主、自律学习的人，是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人。

“学习为重”是OMO学习方式的核心理念。OMO学习方式的重心在“学”不在“教”，“教”与“学”变成两个问题。教得好并不意味着教案写得多完善、讲解多精彩，关键在于是不是以学生为中心，能不能促使学生真正地去学习，让学生确实学到知识和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

“学习为重”意味着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必须发生转变。传统课堂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普遍将学生当作容器，教师只是知识的提供者，教学过程中表现为教师目中无人、我讲你听，教学的目标就是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学习就是背标准答案、搞题海战术。OMO学习方式强调学生“自助式学习”或自主学习，在制度上和教学设计上要保障学生享有较多时间空间和意志的自由；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加持，教师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线上的高效和便捷进行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学习为重”意味着“教”与“学”权重的合理倾斜。传统课堂普遍存在重“教”轻“学”倾向，教学设计中以教定学，学生被动学习甚至虚假学习；教学目标、内容、过程、要求整齐划一，信息化程度比较低。OMO学习方式注重以学定教，“教”服务于“学”，服从于“学”。教师因材施教，师生互动互变；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主要提升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学习中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我能学”“我会学”，学习有目标、有兴趣、有动力、有责任。这次“疫”下教育已经表明，学生不在校、不在课堂也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能取得学习成效的。只要技术设备和技术应用没有问题，只要学校或老师设计好学习任务并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源和线上指导。即使学生不在校、不在课堂，学习也不一定局限于线上，也可以涉猎广泛的线下资源。

“学习为重”意味着教师的角色定位必须发生转变。在OMO学习方式状态下，教师角色将会发生巨大改变。知识性教学大多由线上承担，教师则承担更有意义的工作，包括学习任务的设计、督促、激励、陪伴以及与学生的情感交流等方面。未来，线上教学将会以“教书”为主，而教师则以“育人”为重，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线下支持线上、线上赋能线下，倍数级放大教与学的效果。

在业内人士看来，OMO学习方式目前还局限在“点”上发生，未形成“面”上格局。OMO学习方式代表着教育的未来，它将超越单一的线上或线下教学，成为未来教育教学的基本模式，因此要利用疫情创造的大规模线上教学契机，适时推进传统课堂向OMO转型，让OMO形成“面”上的声势。推动线上教育普惠与个性结合，则需要在顶层设计上，逐步找到统一建设与百花齐放的界限。统一建设的部分国家要大力保障，百花齐放的部分要驱动应用、提供竞争。目前，全国缺乏大而全的教育信息化资源供需对接平台，一方面要推动国家和各级各地教育信息化平台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框架下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在多级多地的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方面，逐步找到统一建设与百花齐放之间的界限。

摘编陈金芳、马新礼《线上线下融合：重塑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

材料二：

技术对教育的不断渗透，在很多人心中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技术发展得实在太快，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适应。郭大光评论道：“真正影响技术倒逼教学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教师业已形成的教学惯性或教育记忆。这种惯性和记忆，已经被模式化和固化，且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状态。使用一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就要改变原来的教学习惯甚至行为习惯，突破多年形成的心理场。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对新技术使用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排斥感。”郭文革则直言“今天关于教育信息化的很多争论，本质上不是关于技术与教育关系的争论，而是站在印刷技术环境下的教育的立场上，对互联网时代教育探索的质疑和批评。”

目前线下教学经常采用多媒体辅助形式，倾向于在课堂中限制使用网络和移动终端，这凸显了学校教育的保守，正因为如此，在线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知识的内涵、结构、载体、传播方式等发生变化，这就必然要求学习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学习目标和方式的变化又进一步要求教育教学目标和方式发生相应的改变，只有融入互联网的教与学才能适应这些变化。线上教学本质上是教师带领学习者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与知识的选择、加工、整理、交流与交换，并共同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也是今天我们必须大力推动在线教育的底层逻辑。正因为如此，在线教学不必追求与线下教学完全等效，也不仅仅是为了与线下教学优势互补以实现传统的知识传承目标，而是应该实现课堂教学无法实现的更高教育目标。“为创新而学习、在学习中创新、对学习的创新”应成为在线教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在线教学不是为了替代课堂教学而生，而是为了超越课堂教学而生。评价在线教育的成效不能仅仅看考试分数，更应看学生多方面能力和思维的发展；不能仅仅看学生理解和记住了多少知识，更应看学生完成了多少任务和作品，解决了哪些问题。同样，评价一位在线教师的教学能力，也不能仅仅看讲课有多好，更要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信息技术能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能力和教育创新能力等。

在线教学的开展将推动课程教学目标从教材大纲中的知识目标，扩大到包含信息素养、自主学习能力、自我规划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在内的能力目标；教学材料将从单一学科的纸质教材，扩大到包含网络中的多媒体学习资源；教学方式将从讲授为主，扩展为直播与录播授课、微课和慕课自学、在线研讨与交流、任务驱动的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的有机组合：学习流程将从传统的“预习+听课+复习”，发展为“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线上交流互动协作+学习成果展示与分享”；教学评价将从单一的标准化考试，转变为多元化评价与过程性评价，以及从重视知识的理解记忆，转向重视知识的迁移应用。虽然大多数教师在涉足在线教学的初期，会采取将线下课堂向网络简单“搬家”的做法，但随着对线上教学规律认识的提高，势必会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流程、教学评价等方面，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造乃至彻底重构。

在线教育的发展，并不会全面取代线下教育，而是将知识的传递、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建构等更多地放在线上进行，知识与技能学习、实验实习实践活动等仍然在线下进行。即使是疫情期间的完全线上教学，也离不开线下学习活动的参与，只不过此时由原来课堂里的同学，更多地变成“教师——家长——学生——社会”四方构成的学习共同体，由此，新的学习生态在逐渐形成，学校与社会的区隔被逐渐打破。未来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界限也将逐渐消弹，在线教学与线下教学将逐渐融合，只不过会以线上教育统领、整合、带动线下教育而已。

摘编王竹立《替代课堂，还是超越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