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方舱”一词来源于“诺亚方舟”。一般由医疗功能单元、病房单元、技术保障单元等部分构成，是一种模块化卫生装备，具有紧急救治、外科处置、临床检验等多方面功能。

由于机动性好，展开部署快速，环境适应性强等诸多优点，在特殊情况中，它发挥了急救医院的作用。

方舱医院首次用于汶川抗震救灾中，并相继在玉树抗震教灾、卫勤使命、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中得到了实战检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医疗方舱及方舱医院通过医疗方舱遂行抗震教灾多样化任务的实践，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为增强平战时卫勤保障能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探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形成救治能力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在汶川及玉树抗震救灾时，野战方舱救治了大批的伤病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汶川讨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形成救治能力提供了有效的依据。通过两次重大抗震救灾的实践，探索了野战方舱医院在抗震救灾中的机动展开情况、救治伤病员成功案例、作用意义、经验问题及对策等，在野战方舱医院的配置、人员编配、物资保障、方舱效能、军地资源联合等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未来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继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之后“方舱医院”又成为热词，什么是“方舱医院”？为什么要建“方舱医院”？

简单来说，“方舱医院”就是可移动医疗空间的一种，类似野战机动医院，被称为医院中的“变形金刚”。

它是由活动的“房子”建成，在野战条件下以医疗方舱、技术保障章方舱、病房单元、生活保障单元及运力等为主要组成，依托成套的装备保障完成伤员救治等任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紧急时刻，“方舱医院”曾在我国抗震教灾等公共卫生应急保障中发挥巨大作用。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偶尔能见到这种类似的移动医疗空间。比如，你在“采血方舱”里献过血吗？

而武汉这次为应对疫情推出的“方舱医院”，不同于战时或抗震救灾时启用的野战移动类医院，它是固定地点的、通过大型场馆改建的，其移动性主要体现在病床和可运输的医疗设施，也就是临时医院的场馆改装版。

(摘编自《新华网》2020年2月6日)

材料三：

“没有方舱医院，现在我可能还在家里独自与病魔战斗。”张女士是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第一批治愈出院患者。2月6日，张女士因确诊新冠肺炎被送入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她成为这一方舱医院建成后第一批进入治疗的患者。在方舱医院，张女士得到了精心的治疗，病情很快好转。入院第五天，她的两次核酸检验结果都为阴性。第六天下午，她顺利出院，与她一同出院的还有27名病友。

“方舱医院是目前解决收治主要矛盾的现实之策，也是朝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方向努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认为,借用一些大型场馆收治患者，尽管医疗条件比不上大医院，但容量大，可以解决床位不足的问题。此外，大量收治患者,既能让他们得到救治，还能起到隔离作用，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2月3日，在中央指导组的推动下，武汉及全国各方救援力量连夜行动，紧急抽调20个省的医疗教援队，将武汉的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成方舱医院，集中收治确诊轻症病人。有些方舱医院建成不超过24小时，工作人员与时间赛跑，以最快的速度迎接患者。

这些患者临床分型为轻型或普通型患者，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龄在18至65周岁之间，无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等基础性疾病及精神病。“这些轻症患者通常不需要太多、太高端的抢教设备，在方舱医院能够满足救治需求。”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刘丁说，方舱医院还可以对患者进行看护、观察，一旦出现病情恶化的情况，可以及时转到大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更好的救治。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02月28日)

材料四：

在3月29日举行的“全球抗疫、四海同心”新冠肺炎多学科论坛上，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卢山表示，中国有两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值得海外学习和借鉴：封城和建方舱医院。

由于各国在收治新冠病毒患者上采取的措施不同，因此各国的“方舱医院”在功能、选址和配备上也不一样。

中国和韩国轻症惠者由方舱医院集中隔离，重症由新建或原来的医院收治。英美目前的措施是轻症患者居家治疗，重症的由医院收治。

仔细研究伦敦版的“方舱医院”就能发现，它在功能上与武汉方舱医院不同。据《卫报)报道，伦敦南丁格尔医院收治是“需要重症监护但生存机会最大”的比较年轻的新冠患者，而年龄较大或患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仍由原来的其他医院收治。而武汉方舱医院收治的是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以及48家定点医院则收治重症患者。所以，伦敦南丁格尔医院需要担起的责任类似武汉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摘编自《解放日报》2020年4月8日)

材料一：

近日，多地启动无人驾驶汽车路测，引发关注。随着业内大公司的持续推动及相关政策的扶持，无人驾驶时代加速到来。不过，当前无人驾驶技术还不能做到真正的“无人”。

无人驾驶作为智能化和网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成为汽车行业竞相角逐的阵地。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市场，预计至2030年，与无人驾驶相关的新车销售及出行服务创收将超过5000亿美元。

虽然无人驾驶在技术方面日趋成熟，但我国现有的法律对无人驾驶的包容性还不足，尚未在国家层面形成明确、完整的无人驾驶法律和政策框架。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由于无人驾驶汽车无法明确“驾驶人”，一旦出了交通事故，责任方认定就变得十分困难。

无人驾驶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核心技术成熟，又需要智能交通设施完善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普及，还需要道路测试过关、交通法规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现在使用的传感器受特殊天气的影响较大，一旦遭遇恶劣天气，车辆可能无法完全正确地感知距离、识别标志和行人。而且，目前虽然多地已开展道路测试，但大多是封闭道路测试。此外，在现有条件下，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一些“无人驾驶”汽车也并不能真正做到“无人”，而是需要在特定范围、规定场景以及有人员监管的前提下实现。

可以预见的是，无人驾驶技术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在大众生活中，无人驾驶汽车作为未来汽车智能化的代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驾驶方式。不过，在无人驾驶时代到来之前，有关部门需要做好准备，加快制定无人驾驶汽车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对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法律保障，推动我国无人驾驶汽车产业实现创新驱动、结构升级，抢占发展制高点。

（摘编自胡建兵《真正实现“无人驾驶”仍需跨越诸多门槛》《经济日报》2020年5月14日）

材料二：

无人驾驶汽车逻辑与物理工作过程图

（摘编自韩威《无人驾驶：人工智能三大应用造就“老司机”》）

材料三：

4月22日，外媒援引海外市场研究和咨询、数据及分析服务提供商J.D.Power的市场报告称，时至今日，部分北美消费者对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信心开始动摇，市场接受程度开始下降。

J.D.Power在该市场报告中总结道：“如果美国和加拿大消费者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最新看法有什么暗示的话，那便是汽车制造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J.D.Power表示，在100点的指数范围内，美国人对无人驾驶的信心从36点降至35点；在加拿大，人们对无人驾驶汽车的信心从39点降至36点。

同时，J.D.Power强调，这份数据调查来自今年3月，那时北美地区还未发生大规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J.D.Power认为，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开发成本非常高昂，如果消费者甚至还不能广泛接受它的话，这对汽车制造商来说将会是一条艰难的路。

J.D.Power旗下负责驾驶员互动与人机界面研究执行的董事Kristin Kolodge表示：“他们（汽车制造商）正在推动消费者似乎不太感兴趣的技术。尤其是现在，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支出。他们在这些技术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但他们也需要投资于消费者教育。”

有业内人士分析，绝大多数美国人（67%）不认为无人驾驶技术已经成熟，也不认为社会已经准备好整合它，参与这项研究的专家甚至认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人们可能会看到消费者不再专注于个人交通工具而转向共享交通工具。许多公司把共享移动作为未来重新定义交通的一种方式。

（摘编自《北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信心下降》，环球网2020年4月23日）

材料一：

“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新基建”着眼长远，但当前的疫情确实赋予其更多责任。要想尽快降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恢复正常轨道，需要通过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给予总需求一个回弹力，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随着疫情全球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这样的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一定意义上，“新基建”是为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打下的一针强心剂，更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发展铺下的一条路。

（摘编自邹蕴涵《加快“新基建”对中国经济有长远意义》）

材料二：

要用好“新基建”，使其成为化解疫情影响，撬动经济的有力杠杆，关键还要把握好这个“新”字。

“新基建”之“新”，首先新在发展理念。不可否认，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拉动相当可观的投资。

但与拉动投资相比，“新基建”更多是通过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来带动社会发展。疫情发生以来，经济社会没有因物理“隔离”而“停摆”，离不开“新基建”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社会高效运行，更需要“新基建”的给力。

“新基建”之“新”，也新在模式与空间。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新基建”不单纯指向具体的工程项目，更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支柱，推动建立新的投融资环境，培育壮大新的服务与消费。

也许从建设规模看，“新基建”难与传统基建比肩，但通过对各个领域和产业的渗透融合，所产生的经济拉动作用却是巨大的。这是从打造一条“路”到培育一个生态的转变。

发力科技前端，着眼经济长远发展必须加快布局的领域，关系着发展的潜力和主动性。加快5G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互联网普及、丰富人工智能应用……“新基建”之“新”，更是瞄向新的未来。

（摘编自张辛欣《“新基建”贵在念好“新”字诀》）

材料三：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抗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手段。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能有效拉动相关投资。同时，也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此外，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不但会带动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且会更好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中国将5G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和智能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的更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5G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就是要为我国信息和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转换发展动力创造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有序推动“新基建”，需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我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有力保障。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有规划有步骤的推动“新基建”发展。

推动“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在“新基建”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吸收非公经济成分参与发展，充分发挥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厚植“新基建”的发展动力，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摘编自何自力《“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