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网络版权产业持续快速增长，结构更加多元。报告显示,传统文化产业正在积极拥抱互联网,加快数字转型。在数字阅读领域,数字阅读平台培育了用户的在线阅读习惯,用户阅读习惯的迁移推动出版社对数字阅读平台从被动接纳转为主动接受。2017年中国网络视频用户付费市场规模为218亿元,同比增长接近翻番,用户付费成为网络视频领域增长新动能。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突破百亿元,同比增长31.1%。此外,得益于移动电竞和社交网络的助推,网络游戏市场规模增长依然可观，2017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2355亿元,同比增长32%。2017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规模已达到175亿元,同比增长22%。网络媒体依托广告形式创新和移动端流量继续保持市场规模稳增,2017年中国网络新闻资讯市场规模达30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移动端新闻收入占比超过75%,主要的收入来源为原生信息流广告和头部品牌广告。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直播打赏模式在去年异军突起,拉动了整体市场规模的增长。2017年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4.22亿人,网民渗透率达54%,产业市场规模接近400亿元,成为仅次于游戏的用户付货产业。因特别适合移动互联网观看时间和场景的需求,短视频产业增长更为迅猛,用户规模突破4亿人,同比增长115%。

(摘编自《国家版权局:2017年中国网络版权产值突破6000亿元》,“新华网”2018年4月23日)

材料二：

“中国网民的付费意愿越来越强。”文化产业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少峰分析,网民付费意愿的增强从根本上说是居民收入在增加,“只有手里有钱,才敢花钱”;其次,移动支付手段的普及,降低了付费门槛,“钱花起来方便又快捷”;第三,优质内容是吸引用户的重要原因,“有不少用户就是为了看一部剧才花钱成了付费会员”。他认为,未来随着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居民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投入将进一步增加,网络用户的付费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

用户付费模式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内容免费十广告推广”的落后模式，促使互联网行业加大优质内容的采购力度。同时，高涨的版权价格促使大网络平台加大了自制内容的生产力度。优酷自制剧《白夜追凶》在国内赢得高收视率和好口碑,还成功“出海”,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网络版权产业的财富效应极大激发了创作的热情。据统计,仅2017年一年新增的签约网络小说就达到22万部,平均每天有600多部。

(摘编自《中国网络版权产业正在崛起》,《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三:

国家版权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的市场规模达6365亿元。其中,网络版权产业用户付费规模达3184亿,占比规模突破50%,标志着网络版权产业进入重视内容质量的时代。此外,以往网络核心版权产业收入依赖游戏和广告的二元结构正在打破。

虽然中国的网络版权产业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流量红利衰减的挑战。因此,提升存量消费市场的质量是未来竞争的焦点。以往过度重视流量,现在转向于重视质量;过去过于重视分发,现在已经升华到非常重视原创团队的建设。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各领域正积极融合发展。在技术侧,“内容十社交十AI大数据”推动信息流、音乐社交以及微信小程序等新内容生态的形成。在产业生态方面,互联网与影视、出版、音乐、动漫等上游产业还将进一步深入融合,培育更加繁荣的原创市场。专家表示,随着版权市场进入精品化竞争阶段,行业更加迫切需要创新商业模式和发展用户付费市场,这均依赖于持续的版权内容保护与良好的版权竞争秩序。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已经站在6000亿的新历史起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深耕内容精品,保护原创精神,尊重创作人才,中国才能从版权大国走向版权强国。

(摘编自《我国网络版权产业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更加多元》,《经济日报》2018年4月26日)

材料一：

央行数字货币就是指中央发行的数字货币，属于央行负债，具有国家信用，与法定货币等值。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还跟别的央行数字货币不太一样，具体来看，央行数字货币不计付利息，可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的业务场景；使用时应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央行数字货币是法币，只有法偿性，也就是说，不能拒绝接受数字货币，从法权性讲，其效力和安全性是最高的。它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

央行数字货币功能和属性与纸币相似，只不过形态是数字化的，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走的是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结算，不具有流通中现金级别的法律效力，更不可能取代流通中的现金。

另外，央行数字货币不需要账户就能够实现价值转移。具体场景中，只要手机上有它的数字钱包，不需要网络，只要两个手机碰一碰，就能实现转账功能。传统电子支付在没有信号的环境中无用武之地，而央行数字货币不需要网络就能支付，因此也被称之为收支双方“双离线支付”。

（摘编自《数字货币真的要来了？支付宝和微信会被取代吗？》，《科技日报》2020年4月18日）

材料二：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支付宝等参与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测试的机构专利申请说明书，是一个观察数字货币的窗口。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其专利说明中指出，现有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等在流通过程中不存在货币的转移，仅仅是一组连续的交易记录，也即是说，现有数字货币流通的基础是交易而不是货币本身，因此，无法满足实际货币流通的要求；同时，由于现有数字货币的流通方式是匿名的，一旦丢失便难以找回，无法满足货币实际应用的需要，且无法进行合理的管控。为此，可通过技术方案，生成新的数字货币、注销旧的数字货币等方式，实现交易过程中不同用户客户端之间数字货币的流通，支付宝等则更注重在用户端的监管安全。其在专利说明中称，若用户在经济活动中出现违规或违法行为，则有必要对用户的账户采取某种程度的限制措施。未来监管方当需要对目标账户采取限制措施时，无需先耽误时间与运营机构进行沟通，而是直接通过向钱包服务端发送账户限制指令的方式，及时对目标账户采取限制措施，不给目标账户留下逃避处罚的窗口期。

（摘编自辛继召《拆解中国版数字货币》）

材料三：

正在试点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微观上不仅可能对民众常用的现金支付、第三方支付带来冲击。同时，社会宏观意义上，也将带来重大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将货币流通转化为数字化方式进行，适应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为灵活高效使用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央行得以更便捷高效地追踪货币的流向和供需状况，从而制定和实施更为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某些非常规的经济政策。譬如在疫后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可以借助数字货币直接向全国家庭或个人投放经济补贴、退税等，防止发放不及时、腐败等问题出现，使相关政策得以真正发挥作用。

普通的现金交易具有完全匿名的特点，无法落实到使用者个人进行监管，因此可能会被用于洗钱、逃税或者为恐怖主义融资，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境贸易与金融秩序稳定。而DCEP实施可控匿名原则， 对数字钱包的使用额度有分级和限额安排。上传身份证或银行卡可以提升认证等级，从而提高使用额度。通过大数据监控对比，识别行为特征，锁定真实身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使用，将会提升跨境结算的速度与安全性。倘若人民币能够被其他国家、特别是弱势法币国家接受，数字货币将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摘编自张力、郭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新体验，治理新局面》，“人民网”2020年4月27日）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