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而今，异文化之间存在着误读现象。这种误读现象可分为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无意识误读，是指人们在接受一种异文化的时候，由于受到自身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因素的限制，对所接受的文化呈现出错误的认识和理解；有意识误读，是指异文化接受者由于先存在着一个“期待视野”，所以在接受异文化过程中，受其主观动机的支配，过滤掉了不符合自己需要的部分，而取其期待接受的部分。

意象派诗歌运动是20世纪初由美国青年诗人庞德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它强调用形象鲜明的诗歌语言直接表现事物，提倡一种新的诗体，可见，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接受却是以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化误读的形态存在的。

对汉字结构的误解是导致误读产生的重要因素。庞德本人对汉语文字知识几乎一窍不通。他的《汉诗译卷》是根据东方学家费诺罗萨死后留下的对汉诗逐字注释的笔记进行翻译的。根据费诺罗萨的观点，中国诗中的方块字都是象形字，每个字本身就是由意象组成的。因此中国作家在纸上写的都是组合的图画，从而中国古典诗歌就被认为是无处不充满意象了。庞德于是就沿着这条错误理论路线推导出一套理论并付诸实践之中。庞德常用的方法是从方块字的组成中寻找意象。《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被他在《诗章》第七十五章中化用为“学习，而时间白色的翅膀飞走了，这不是让人高兴的事”。其中“白色的翅膀”的意象是从“習”字中演化出来的。

对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知识不了解是误读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汉诗格律句式严谨，句法形态特殊，往往略去了大部分连接词、系词以及各种句法标记，而只剩下意象高度集中的表现具体事物的词。由于中国汉诗从语言到诗律与英语诗相去甚远，因此在汉诗英译时很难把中国诗中原有的格律与句法完全移植到英译诗中去。以庞德等为首的新诗倡导者抛弃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韵律，而把它变成了自由体诗，并由此逐步确立了以自由诗来表现中国古典诗歌风味的译诗原则。

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读却是有意的。赵毅衡先生曾在耶鲁大学珍本图书馆查到了费诺罗萨的笔记。里面可以看到屈原的诗相当完整，是由中文、日文读音、单字释义和全句串解组成的，另外还有宋玉、白居易、蔡琰等的诗作，注解释义都相当完整。但庞德都没有取用。选入《汉诗译卷》的共19首诗，包括《诗经》的1首、古乐府的2首、陶潜的1首、卢照邻的1首、王维的1首、李白的12首。因此，对中国古典诗歌所知极少的庞德，也有他的取舍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联系到当时美国新诗运动的背景就不难看出，庞德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中国诗例中找到对意象派原则的支持。庞德是这样翻译李白的诗《古风第六》中的“惊沙乱海日”一句的：Surprised。Desert turmoil。Sea sun。另外，李白《古风第十四》中“荒城空大漠”被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在这里，庞德取消了传统英语诗中常用的动词、连接词，通过几个独立的名词或名词词组组成的诗行来传达他心目中中国古典诗的真正意境与独特风格。显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意义上，庞德几乎完全误解了这两句古诗。而在费诺罗萨的笔记原件中这两句诗的英语注解是比较详细和准确的。庞德在翻译中依据字注写出上述诗句的做法，是有意借李白和其他中国诗人的作品来进行英语现代新诗语言技巧的创造。这种由独立的名词或名词词组组成的诗行，更加突出了意象，并形成了语言结构上的意象并置，成为意象派诗歌的重要形式特征。要把汉语诗歌的特质引入英语译文中而又不丧失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色，可以说，庞德采取了一个比较恰当的方法。

可以看出，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之所以选取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其学习、模仿的对象，并不是纯粹为了猎奇抑或只是给自己的创作增加点儿异国情调，而是由于他们敏感地觉察到了二者之间的契合之处。他们所需要的，实际上是为他们的新诗创作寻找辩解理由，为建立在形象思维之上的语言的诗及组合方式寻找理论支持，而最终目的则是由此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诗歌美学原则。

（摘编自熊文莉《从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看误读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比如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以现代标准去看，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就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而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不会不能自己。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个大家都接受都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客观地讲，“礼治秩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对维持社会的稳定起决定的作用，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而且，礼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给人们一些行为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更在于通过这些外部的规范来起到教化的作用，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不断培育人们的道德心，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当道德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的行为就会由礼的约束进为道德自觉，由他律进为自律，达此道德境界，人的内心高度自由，行为则于礼无不自然相合。在潜移默化中将人引向道德之途，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培养人的道德自觉，这就是礼的教化之功，也是礼治所赖以运作的内在机制。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教化，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得以历经数千年而依然完好地保存流传下来，这是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无法做到的。而且，“礼”中的很多优秀合理的成分，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谦虚礼让等好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富有教育意义。这些都是“礼治秩序”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阻碍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尤其使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然而近四百年欧洲近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却远远落后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崇拜、依赖传统，因循守旧，躺在老祖宗的成果上睡大觉。

其次，“礼治”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反对变革、维护封建制度的屏障。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推崇儒学，提倡礼教，尤其是到了皇权专制空前强化的明清时代。

再次，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无形中扭曲了人格，压抑了人性，容易使人形成一种畸形心理。礼治社会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人们只知道承担义务，不知道行使权利。

(摘编自张璐《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浅析”》)

材料一

宣纸为宣州皮纸的总称，其名源于唐代宣州贡纸，在元明两代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进，至明代中期已臻完善，成为中国皮纸的杰出代表。

宣纸最突出的特点是“润墨性”，这种特性对书画创作意义重大。宣纸可以大大丰富笔墨的表现形式，不仅可皴擦勾斫，也能施诸泼墨渲染，笔迹墨痕清晰可辨，极有笔墨韵味。丰富的笔墨变化可抒发感情，移情寄兴，遣貌求神，这是其他纸种所不能比的。

宣纸具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它“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寿命却几乎是所有纸中最高的。真正的宣纸，以青檀树皮为主要原料，以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皮料成分越重，纸张越能经受拉力，即使笔力反复搓揉纸面也不会破，也就越能体丰富的墨迹层次和更好的润墨效果，质量也就越好。

然而，由于稻草浆的成本只有皮料的六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如今有些所谓的宣纸，稻草比例超过了70％的还称之为“净皮”，几乎全是稻草浆的美其名曰“棉料”。成了这个样子的“宣纸”，已经承载不了更多的笔墨技法，也保存不了多少时间。

当代书画用纸的生产工艺与过去相比也有很多不同。过去的玉版宣，要在纸浆中抄造三回；今天的玉版宣，只是皮料的比重大些。过去有一种半生熟的煮捶宣，是要把生宣纸反复砸打密实，而今天的煮捶宣，是用刷子刷上矾水，达到半洇不洇的效果。

如今，漫步北京琉璃厂，各种品牌、各色式样的宣纸令人眼花缭乱。宣纸的生产已有千百年的历史，但至今没有量化的质量标准：青檀皮和稻草比例应为多少？漂白的残留物质究竟有什么？与此同时，在生产工艺中，用杂交稻草代替沙田稻草，大量使用化学漂白剂，都使宣纸的质量大不如前。更让人担心的是，宣纸生产技术目前仍是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而且由于工作条件辛苦，待遇低，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宣纸是中国文化艺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有“纸寿千年”之誉。今天，更需要优质宣纸，将我们创造的文化艺术，传诸后世子孙。

（取材于殷燕召《宣纸:“纸寿千年”，需求不降》）

材料二

我国古代造纸业有十大产区，皖南堪称其中最显赫者。此地水源丰富，土地贫瘠，树木丛生，劳动力充足，造纸成为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而竞争异常激烈，又促成技艺不断精进。长年浸润、耳濡目染，精妙的手工操作让造纸技艺完美呈现。因此，似乎是上天的安排，这里自古以来便是名纸的故乡。

泾县便在皖南小岭一带，那里素有“山川清淑，秀甲江南”之誉。不仅因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千古绝唱而闻名，更因泾县宣纸而蜚声中外。泾县宣纸是传统手工纸品的最杰出代表，它在千百年的积淀中逐步成长，与故土血脉相连。“纸之制造，首在于料”，特殊的喀斯特山地适合青檀树的生长，冲积平原则适宜生产长杆水稻，青檀树和水稻秆均为宣纸制造提供了优质原料。

宣纸是“捞”出来的纸，纸帘是捞纸的重要工具，纸帘的制作工艺直接影响宣纸的质量。纸帘的制作原料也与泾县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泾县及周边一些地区产一种苦竹，长者可达二丈有余。这种苦竹，笋苦涩不能食用，但是竹纹的纹理直，骨节长，质地疏松，易于剖成竹篾。用此竹涂土漆制成的竹帘是捞纸的必备工具——纸帘。它不易腐烂，不吃水，且价格低廉。

此外，泾县地处中纬度南部，常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正所谓“山下桃花山上雪，山前山后两重天”“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既为宣纸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充沛的阳光，又使原料不至于在暴晒、暴雨和暴冻中风化或腐烂。

宣纸最初是以小家庭、小作坊形式在泾县及周边的老徽州地区生产，千百年来在泾县小岭不断完善、成熟。宣纸制作工艺非常精细和耗时，从原料采集到成品纸出来，中间要经历皮料制作、草料制作、配料以及捞、压、焙、剪等上百道工序，几乎需要用一年的时间。2006年5月20日，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取材于《宣纸的产地》）

材料三

中国纸，通常是指用手工捞出来的“土纸”，即手工纸；欧洲纸，一般是指用机器抄出来的“洋纸”，即机制纸。造纸工艺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生产流程和操作方法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在外观方面，如果把手工纸拿起来迎着阳光观察，就会发现纸内有一条条的“印子”，也就是“帘纹”，而机制纸则没有。由于机制纸是经过高温烘缸干燥，故纸面光滑度较高，而手工纸是低温干燥的，其光滑度要低得多。在性能方面，手工纸一般呈碱性，纸面柔和，宜于使用毛笔书写，吸水性较大，纸的强度较小、质地较软而轻。机制纸一般呈酸性，纸面挺硬，吸水性较小，宜于使用硬笔书写。

在价值方面，区别于机制纸以实用性价值为主，中国手工纸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要了解传统文化，中国纸及纸文化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简单点说，纸文化包括了历史古籍、书法绘画、民间艺术等许多丰富的内容。早在汉朝时，我国就发明了纸，随后又在隋朝发明了雕版印刷，此后我国的书籍出版、印刷事业突飞猛进。据报道，我国现存3000万册古籍，这些古籍不仅是珍贵的文物，更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

中国纸从用毛笔书写开始，历经了拓碑、写经抄书的漫长岁月，进入了书法、绘画阶段，草篆隶楷、写意工笔之精品，令人倾倒，达到艺术的高峰。欣赏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能在思想或性格上受到熏陶，使人的素质在潜移默化中有了转变和提高。

关于民间艺术，是指与纸有关的艺术品，如年画、春联、剪纸、纸脸谱、扇面画、风筝、折纸等。它们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民俗的，又有高雅的；既有创造的，又有欣赏的，真可谓蔚为大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手工纸与我们的文化生活和人文修养结下了不解之缘。保存和保护一定范围的手工纸市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就像日本把他们国家的“和纸”（手工纸）称为“无形文化财产”，政府和民间共同出力帮助经营，使和纸在市场上锦上添花，有了如纸插花、浮世绘等作品丰富了手工纸的市场。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文化发展策略对中国纸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取材于刘仁庆《中国手工纸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