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出现要早于官方组织。从源头上讲，民间组织促进和推动了官方组织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化；从实际运行看，官方组织出现之后，便开始组织引导、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到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管理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官方组织管理体系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形式屡有创新，呈现出强烈的自我发展态势和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

民间组织是由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非官方组织，到明清时期它们的存在便已无法与官方完全脱离，即便是一些看似与官方毫无关系的民间组织，实质上仍是在官方的允许或默认之下存在。明清时期没有普遍设立县级以下机构，所以发挥民间组织的管理作用极为重要。其基层组织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半官方和民间组织都具有广义上的民间组织性质，比如里甲、乡约、社学等，都属于半官方性质，因为它们虽然主要是由民间群体来组织运行管理，却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接受考核、监督和管理。比如社学，它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教育组织，明清时期各地普遍设立。明初天下既定，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就下令地方政府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倡立社学，但效果不佳。清朝明确规定社、义学教师可免差役，体现了半官方性质。各地民间学校的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和地方乡绅的重视程度。

极具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善堂善会，以及兼具地缘和血缘的会馆、公所等组织的民间属性更为明显，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官府而存在，它们同样在国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之下运行。这类民间组织的产生动力主要来自强烈的自我需要，以及地方精英的积极推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传统经济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城市繁荣，城乡各类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商业会馆和商帮就是典型的民间组织。一些商人为方便在外地的经营，多以地域为单位，与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联合起来，捐资兴建会馆。它们各有组织章程，保护入会者的利益，研究经营对策，举办联谊活动和公益事业等。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商业组织，即便是商品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会馆，也是同籍官员私下聚会场所，在联络亲情和关注家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在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方面作用最为突出，里甲、保甲和乡约等组织实际担负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里甲组织，主要职能是编查土地，催办钱粮，完成官府交办的各项公事。比较而言，保甲组织在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功能更突出。两套地方基层组织交叉使用，在稳固国家政权基础、确保赋役征收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行会、慈善会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民间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的民间组织复杂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异大，原生性强，决定了它的自发无序和泛滥性质，难免与“官方”组织利益不一致，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朝廷对其加强了管理。

（摘选自彭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那些民间组织》）

孔子赞赏的中庸

骆玉明

①“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第二十九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孔子视中庸为最高道德，并感叹这一至德在人群中已久久不见了。孔子揭示了中庸的至德性，但对什么是中庸存而不论，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

②《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则故事说：鲁国有一项政策，如果有鲁人在其他诸侯国沦为奴隶的，本国人能够将其赎回来，可以从政府领取所费的金钱。子贡有一次从外面赎回了一些人，他是富豪，不在乎那些钱，或许觉得计较那些钱有损于自己的清德，于是就推让不受赎金。这本来可以理解为高尚的行为吧，却遭到孔子的批评。因为普通人并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赎人，政府给钱也不要，他们会感到为难，结果只能是视而不见。鲁国一项很好的政策，却因为子贡的“高风亮节”，在实质上遭到了破坏。          更严重的是，这可能还损害了鲁人的道德风俗，          人们将逐渐习惯自己的冷漠。

③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包含了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思考：道德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维护某种公众利益，如果脱离实际的可能去提高道德标准，将道德自身视为目的，其结果足以破坏道德存在的基础。中国前几十年很努力地扬“无私”的理念，“文革”中更发展到戏剧化的程度，结果是人人演戏，可信的道德就在这种表演中消失了。

④《论语》中有一段对话也值得说。有位“叶公”告诉孔子：“他的家乡有个做父亲的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就去告发，大家都认为他很正直。”孔子针锋相对地说：“我对正直的法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其中。”在孔子看来，亲情是人类的天性，维护亲情也就是维护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相互告发，其带来的伦理损害要远远大于偷羊之类错误行为所带来的伦理损害。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惩罚，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条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

⑤孔子对“父子相隐”的意见历来有很多争议，它牵涉到法律与伦理的一些根本的问题，现代更有人严厉批评这是以亲情破坏法制。从社会和法律角度来说，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他，属于正直的行为。偷羊犯法，社会成员理应出于维护公义的需要，不论亲疏都应加以坦白，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问题是“大义”必须大到超过亲情的必要，所以孔子谈论“正直”的道理，取的是“攘羊”这样的例子。“文革”年代官方鼓励人民相互揭发，芝麻绿豆、扯屁撒谎皆往“大义”上靠，弄到夫之间都不敢讲真话，这时想到“父子相隐”，会明白它的合情合理了吧。

⑥宋代朱熹曾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孔子本人掌握的就是时中的行为标准。《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经过蒲地去卫国都城，当地有公叔氏发动叛乱，阻止孔子去卫。大概是怕对自己有所不利，于是孔子答应和他们立下盟誓：离开蒲以后不去卫。结果才出东门，孔子就下令车子向卫驰去。子贡疑惑地问：“这不是背盟了吗？”孔子淡然一笑，洒脱得很：“受要挟订下的盟誓。不管用的。”

⑦孔子还活的时候，就有人把他看作“圣人”。但他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圣人”气。这不是谦虚，而是老夫子处理事情的态度，大抵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惊世骇俗的地方。哲学家冯友兰曾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自题为座右铭，期望像孔夫子那样，有超越常人的思考，又不背离常人的生活，中间的“而”正是统一这种对立的桥梁。

⑧“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要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已非易事，而身体力行之则更难。时至今天，“中庸”仍“民鲜久矣”，孔子赞赏的“中庸”，就像上文叙述的三个故事那样，其实不过是          ，并不像后人阐释的那么玄乎。

2020年11月7日，健识局独家专访了拜耳医药影像诊断业务部中国区总经理胡文菁。拜耳畅谈了他们在2020年的战略布局。

健识局（以下简称“健”）：如果用三个词形容拜耳影像诊疗的2020年，您觉得这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胡文菁（以下简称“胡”）：敏捷、桥梁、数字化。

健：进博会是哪一点吸引了拜耳影像参展？

胡：开放和合作。进博会是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最看重的不仅仅是有机会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来，更是进博会这个开放和合作的平台，让我们和本土的企业、合作者有机会充分地交流。这五天给我们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商机，更是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接触潜在的有可能和我们合作的科技力量和民间的“金点子”

健：本次进博会带来的产品中哪个能代表未来拜耳影像诊断？

胡：此次进博会，拜耳影像诊断带来了全球首款智能化的磁共振造影高压注射器MRXP，这款设备不仅仅是拜耳的第一款，也是整个行业第一款智能化的高压注射器，用于核磁共振。能够以最精准的注射速率来提供影像诊断，实现影像最标准、最规范化。让医生对患者的疾病有最精准的了解。

健：中国医疗市场目前有很多政策的变化，其中拜耳影像诊断最关注的一条是什么？

胡：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医疗保险支付端的改革，支付形式的改革，其中包括DRG等。因为从诊断到治疗，是非常繁复的过程，DRG能够把珍贵的医保资源用到刀口上，缩短患者的诊断时间，让患者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最精准的治疗，也能够指导、帮助临床专家做出对患者最有效、最有益的判断。

健：您觉得这项改革对公司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胡：从诊断而言，也许这会是一个机会，让最优秀的诊断方案，让整体化的影像诊断解决方案加速进入中国。

健：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整个抗疫过程当中，您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胡：我们有机会和中华放射学会一起合作，将中国的大国经验在第一时间推广到全球。我们和中华放射学会一起做了全球7场经验分享的全球连线，全球有二十几个国家一千多位来自各个国家的医务工作人员都获益于中国一线的诊断经验，获益于中国所有放射学专家的努力和付出。

健：本次疫情改变了很多，数字化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数字化对影像诊断领域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胡：一方面是数字化让交流变得更加的无障碍，让中国的大国经验以更早、更有效的方式去贡献给全球。另一方面，在整个新冠疫情中，影像诊断能够在所有的医院作为患者的初次筛选。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家也都看到了AI智能化解决方案给影像诊断带来的好处——让疾病的诊疗方式通过数字化实现精准，实现远程，实现高效。

健：中国市场对拜耳影像诊断的意义有多大？如果用1-10分，您会给它打几分？

胡：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10分恐怕是不够的，至少是12分。中国对拜耳影像诊断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更是拜耳影像诊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研发创新的基地。

（摘编自《博雅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