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7月6日，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一批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等位列其中。新职业的发布为众多“不务正业”的互联网从业者“正名”。工信部专家委员会刘兴亮表示，国家为新职业赋名，既是对从业者能力和价值的肯定，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有利于从业者在今后的职场行稳致远，也是一次就业观念的革新，新职业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相应提升。

新职业之所以成为时下年轻人就业的热门选择，与其职业特质密不可分。刘兴亮表示，新职业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工作内容灵活度大，能够让他们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极大地调动工作热情。

此外，就业观念的转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对新职业的接纳度更高，他们能够拋开固有的职业偏见，将兴趣融入日常工作，从过去的“唯公务员论”到如今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思维，他们普遍认为，只要付出智慧和汗水，在任何岗位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摘编自郭慧《新职业打开就业“新窗口”》，《山西日报》2020年7月14日）

材料二：

新职业的不断涌现，为个人成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活力。对求职者而言，把握机遇未必一定要从事这些职业，关键是看清其背后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就业观。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择一岗终老”等想法，面临着强烈的现实考验。新经济迅猛发展，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成为许多人的选择。具备发展的眼光，有敢于尝试新生事物的胆量，勇于主动应变，让自己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比寻找“铁饭碗”更重要。如果仍以单一思路去求职择业，显然会选择受限。当然，求职者要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打造过硬的专业技能，向复合型人才转变，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职业新趋势面前，企业也非旁观者。“90后”郑一几年前创办了一个网络求职平台。疫情期间，他发现餐饮业歇业，而生鲜外卖火爆，迅速推出“共享员工”服务，既为近万人提供过渡性岗位，也让平台实现了业务拓展。企业设置相应岗位也好，拓展业务领域、开发经营模式也好，都既能推动就业，也有助于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其中的关键是要有洞察力与快速反应的能力，以及创新的思路。

新职业被列入名录，意味着从国家层面给予认可，为个人与企业的探索增添了底气。顺势而为，更多潜能将会被激发出来，更多梦想可以借此实现。

（摘编自刘颖《抓住新职业背后的新机遇》，《天津日报》2020年7月15日）

材料三：

新职业的大量涌现，反映了宏观经济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繁荣，不仅更新着社会对于职业的认知，更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对于传统职业界定和从业认知，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它的超前性；而这客观上为新职业及其从业人群，带来一定的困惑与困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健康发展。例如，很多新职业岗位很难享受到相关劳动法规的保障，动摇了人们从事的信心。另外，有的新职业也没有被国家认可的职业分类体系接纳，对于新职业的社会认同较为不利。新，抑或超前，意味着脱离了既有的评价体系，显然会承担一定的创新成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职业大量涌现、新职业从业人群持续壮大，一方面是经济繁荣的表征，另一方面，则是业态以及经济转型的信号。由此，相关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机制，必须及时更新，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新职业越来越多，“新人”如何不迷茫》）

材料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这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要加强引导、因此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拉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习近平十分关心垃圾分类工作。2016年12月，他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习近平还多次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摘编自新华社《习近平：培养拉圾分类的好习惯，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材料二

随着各大城市接连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国已经逐步迈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垃圾分类新政策，不仅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也意味着新的市场，数据显示，2019年8月注册成立的垃圾分类企业就达到1004家，上百个垃圾分类应用一夜之间上线。但有人欢喜有人忧。一边是新企业大量涌入这片财富新“蓝海”，而另一边，该领域的先行者“小黄狗”公司却传出了财务危机。那么，该如何看待垃圾分类行业的发展前景呢？

首先要有产业链思维。纵观生活垃圾的“一生”，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环节：分类，投放，运输，处理，再生（包括回收、焚烧、填埋），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大市场，需要企业找准用户痛点、找到市场切入点。

在分类环节，各大城市出台相关条例，就是把分类环节固定在了居民家里。这首先将带来垃圾桶的需求上涨，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将产生大量对垃圾分类知识的需求，这就给“垃圾识别”等辅助类小程序的开发带来了市场。

在投放环节，虽然长期存在着“拾荒者+废品收购站”的回收体系，但由于覆盖不全面、沟通成本高，大部分城市居民更多时候还是直接面对小区垃圾桶，形成“居民—拉圾桶—拾荒者—废品站”的链条，但在这一链条中产生的收益并未反馈到居民手中，许多企业正是看准这一点，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比如推出街头自动回收机，居民投入可回收品后可以即时返现，“小黄狗”就是代表，又或者提出免费上门回收服务，“爱回收”就是典型，这一环节也是目前企业涌入最多的。

然而，这种模式本质上未改变原有的回收形态，只是替代了废品收购站、拾荒者的环节。同时这些企业大多只涉及可回收垃圾，但这部分垃圾在垃圾总量中占比可能不到10%，剩下约90%无回收价值的生活垃圾，其清扫、收集、转运更值得关注。

尤其是运输环节。早有不少网友反映，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却被垃圾运输车“一锅烩”，是对自己垃圾分类信念最大的打击，因此，做好垃圾分类运输，不仅事关垃圾回收的效率，也事关人们对政策的信心。

在处理环节，则是设备生产商与数字化改造的机遇。比如阿里正在与相关设备企业合作，开发人工智能拉圾焚烧炉，减少人工干预的次数，提高垃圾处理设备的效率，微软也在尝试通过添加传感器装置，对现有拉圾桶进行低成本改造，同时实现垃圾数据采集，通过云端建立个人信用及奖励机制。

其次，垃圾再生环节应该是行业大力发展的重点。在产业链条中，下游企业是上游企业的客户，利润也从产业下游向上游传导，比如，用“湿垃圾”焚烧发电，就把一部分电力收益转移到了垃圾分类产业；用餐厨垃圾作为饲料喂养虫子，就能把养殖行业的利益链接入垃圾分类产业。

未来，这样的垃圾“再资源化”的路径和企业应该越来越多。只有下游企业发展壮大，上游企业才能“有利可图”，才能让垃圾分类产业良性运转起来，摆脱“投资人钱花完就关门”或靠政府“输血续命”的困境。

（摘编自韩维正《垃圾分类要有产业链思维》）

材料三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开始施行，如今已有4个多月。记者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2019年以来，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好于预期，全市1.2万余个居住区达标率已由2018年底的15%提升到目前的90%，此外，统计数据显示，至10月底，全市可回收物回收量较2018年10月增长4.6倍，湿垃圾分出量增长1倍，干垃圾处理量减少33%，有害拉圾分出量较2018年日均增长9倍多。

上海绿化市容局表示，下一步，本市将立足常态管理，健全长效机制。同时，高标准推进示范街镇创建工作，确保年底实现达标街镇在70%以上，示范街镇达到50%的任务目标。

（摘编自来晓坪《上海垃圾分类成效如何？可回收物比一年前增长4.6倍》）

材料一

近日，一篇《我半年工资，养不起一个暑假里的孩子》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引发众多家长的热议。数学课200元一节、新概念英语2000多元一期、钢琴课450元一节……各种培训班账单被家长无奈地称为“碎钞机”。据《扬子晚报》13日报道，在参与相关线上调查投票的348位网友中，超过三成网友表示孩子暑期补课花费已经超过万元。其中南京一位初中生表示，她光数学就上了3不同类型的课程，还上了钢琴课等，花了好几万元。一位家长补充说，这些花费仅是上补习课的费用，如果加上购买辅导资料、课外书，外出旅游或者各种游学夏令营，1万元是远远不够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暑期疯狂补课呢？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首先是家长和学生被升学压力裹挟，为了进好学校，大家都很焦虑。家长普遍抱有这样的心态：班上成绩好的学生都在补，那其他学生还能不补吗？

（摘编自《扬子晚报》全媒体）

材料二

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已经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2016年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同年我国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约为1.82亿），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 而根据新浪数据中心此前联合某教育机构发布的《2017全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调查报告》，在为补习“埋单”的家庭中，一半以上中小学生每年参加课外辅导的花费为2000—10000元，更有13.7％的家庭每年为教育培训花费达2万以上。

作为校内教学的有益补充，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承载起学生对于教育多样化、个性化和分众化的需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年来民办教育培训行业风生水起，被受众需要的同时，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

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整个民办教育培训行业中，近95％的市场份额被众多中小型机构占据，几家大的教育培训机构所占份额不超过整个市场份额的5％，相对而言，对小机构的监管更难，对主管部门的挑战更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分析，“还有一个数字让人忧虑，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比例不到20％，这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直接表现为：机构违法违规成本低、教学质量无保障、价格机制混乱，聘用的教师无资质、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流动率过高，教学无保障等”。

“在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之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虽然叫培训机构，听起来属教育范畴，但一定程度已脱离了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大量机构为公司性质，在工商部门注册。尽管有少量经过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前置审批，教育行政部门对其监管力度也还不够。”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01月25日）

材料三

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王中立表示“学生家长过度关注孩子成绩，通过校外补课的形式片面追求成绩，这影响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追求‘绿色升学率’。”

“减负是全社会的问题，应多方联动解决。”四川青神中学副校长王晓梅认为，学校应坚决执行为学生减负的相关政策规定，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模式，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推进课堂和课程改革，向课堂要质量。

社会上的“文凭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不断为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推波助澜。不管待聘岗位对人才类型有何特殊要求，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都要求岗位申请者的本科出身必须是“985”或“211”大学，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种失范行为给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号称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目标，对基础教育不择手段地索取高分学生。当学校、家长和孩子都盯着全国这一百多所大学的有限席位时，其竞争之惨烈、后果之严重着实难以想象。既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社会就有责任与教育理性沟通，为教育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给教育以正确导向。

（摘编自中国教育学刊《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力反思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