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始终围绕着一种既定的前提来探讨，那就是如何看待西方理论的影响，其中包含有惯性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即通过文化对抗而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主意识。这种逻辑产生于近代以来外来文化冲击的历史记忆和真实感受，其对抗和对立是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具有历史真实性和道德合理性。但从历史的长线来看，拘泥于二元对立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是很难建立起被世界广泛认同的理论体系的，甚至有可能产生一种走向为对抗而对抗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

二元对立价值观的存在是一种常态，它不只是中国文论或者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也不只是一种文化冲突的历史轨迹，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当下事实和发展逻辑。如果把欧洲、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冲突，看作是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它们预示着一种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其思想本质也是源自于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弱化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强调人类命运发展的同一性和整体性思想将变得十分重要。习近平近年来一直积极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前瞻性理论，对于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弥合当下国际矛盾和文化冲突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文化逻辑，也将是对世界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中国当代思想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论体系建构来说，它更具思想指导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要是以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为着眼点而阐发的基本理念，经过几年来的不断阐释和世界大势的新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全面思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世界发展的整体性概念——“新全球化”思想。“新全球化”是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性和包容性的全球化，而此前的全球化可以看做是单一性和一律化的全球化，以源自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为圭臬，取消差异性进而碾压式推进的全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碾压式全球化快速地促进了世界的一体化，同时也制造了越来越大的矛盾。但是，无论全球化存在着怎样的弊端，无论在此进程中可能带来何种牺牲，以抵抗全球化、回归保守主义和分化主义的反全球化思潮是没有出路的，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风险性和无序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经历了由“跟着西方说”到“与西方对着说”过程，其背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都是二元对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启示我们超越时空束缚，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人类观念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寻找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体系不是要重回简单的文化对抗模式，而是要正视对抗而又要适时适度超越对抗，最终抵达“一起说”的理论境界。只有如此，我们的理论才能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性价值，更有效地为人类思想理论发展确立中国方案。

（摘编自张福贵《新时代中国文论建构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 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健康码成为数字抗疫的最大亮点之一。健康码的出现是在非常时期一举突破诸多制度和规范的非常之举，带来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第一场全局性大考，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要认识健康码的安全隐患，必须深入剖析和总结互联网超级巨头崛起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描绘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治理的基本进程和制度框架。由于健康码缺乏体系性制度设计、流程控制、监管制度和责权制衡机制，使其潜在风险和安全隐患不断累积。若不予以足够重视，形势将会非常严峻，后果将会超乎想象。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范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传播经历了百年的数字化、半个世纪的网络化、二十年左右的社交化和移动化，以及新兴的智能化等五大阶段，初步奠定了以计算、传输、存储、数据和算法等核心要素组成的新型传播基础设施。人类传播范式从过去传统大众传播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走向了数字新媒体主导的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的大集市模式，数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主导性的传播新范式。政府对社会信息主流传播机制已经很难进行有效控制，市场主体占据了明显的传播优势，也造成了明显的传播失控。冲击世界各国和世界秩序的信疫（Infodemic，也译为信息疫情）现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如今，通过健康码进行大规模全民数据收集，成为另一个新出现的重大隐患。

贾森·萨多斯基认为：“一切智能的背后，都是监控与控制。”因为智能的背后是数据，数据的背后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和利益。所以，上述警示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如果缺乏合理的制度架构，智能就有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健康码也是如此。健康码是疫情时期突破和超越现有制度的非常产物，是一件智能传播的利器，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健康码的常态化逐渐变得顺理成章，成为大势所趋。在今天数据治理制度缺失的背景下，基于市场化力量的运作主体，健康码带来的利益必然走向公共利益的反面。同时，由于科技龙头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数据优势和资本优势，目前各地健康码的运行主要由企业承担，民众数据也掌握在企业手中。这在实际上使得“监管俘获”成为事实。但是，健康码本身所展现的智能传播威力及其背后所隐藏的风险，却依然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探究。由浙江省率先实施的健康码行动，不仅为抗击疫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中国的成功探索也激发了其他国家的尝试，其中美国谷歌公司和苹果公司联手进行全球健康码的试水也成为智能时代一次全球性的重要测试。虽然公益性的健康码功能单一、风格严谨，但是其呈现的全员、全时、全域和全识等特性，却难掩其背后隐藏的巨大力量和未来商业与治理的巨大潜能。可以说，健康码第一次不期而然地展现出未来全球高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第一次呈现出未来全球数字社会治理公私合作的基本格局和相互博弈。

我们亟须对其背后隐藏的风险和滥用的危害进行科学评估，制定应对预案。健康码背后巨大的利益诱惑能否在过犹不及的路上适可而止？在缺乏基本规则和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将其常态化昭示着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的巨大风险。健康码呈现的基本特性和规律，以及潜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冲突，都需要我们运用学理性和前瞻性的视角进行深入的审视和分析。助力抗击疫情的健康码，不能成为危及全民隐私保护和危害数字社会治理健康发展的隐患。充分肯定健康码在抗疫中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一定要警惕对其的滥用，防止过犹不及的现象发生。

（摘编自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