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不乏“看客”。在鲁迅笔下，形形色色的“看客”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他们或幸灾乐祸，或麻木绝望，或漠不关己，这些都是人性中真实而又令人厌恶的劣性根。“看客”们之所以乐于去看，无外乎自己还过得去地抱了侥幸心理，无聊的要娱乐，自己惨的要在他人身上获取慰藉。鲁迅笔下的“看客”，并不局限于他所处的时代，而是囊括了过去、当时与现今，他用笔墨批判着“看客”丑恶麻木的嘴脸，同时也给人们以警示。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往往是普通的底层民众，他们生活越是艰难，就越容易因斤斤计较而滋生嫉妒：他们看不惯别人的成功与收获，后者会让他们内心不由地产生不平衡感，于是要看别人的失败与悲惨，那会让他们产生快感，伪造自己成功的假象。或许他们看到别人的惨状会有所惊动，然而绝对不会与其产生共情，也不敢去提供帮助、做引火烧身的举动；他们只会在内心的防护罩上一层又一层地加固。从客观角度分析，“看客”旁观的行为有其历史渊源，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愚、规民行、限民言，早已经麻痹了群众，迫使百姓收起了对他人的爱与对社会的责任，不敢有这样高尚的权利，只能接受管理这一单一的义务。他们用无情冷漠的表情来掩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与无助，生怕一个出格就要被抓去杀头。然而围观行为是不犯法的，甚至这是百姓们接触外界的少有的渠道之一，也就成为民众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了。每当有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娱乐”看点，“他背后的人们须竭力伸长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这种看客的畸形现象被公众悄然地“默许”为正常，久而久之，“我既不是演员，又不担任什么职务，我只是一个看客”，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置身事外的借口了。

如何来挽救这成千上万的麻木无知、冷漠无情的“看客”？孔乙己默然死去，狂人大喊“救救孩子”，阿Q盲目地要闹革命……其中有多少“看客”明里暗里地推波助澜？他们也是千千万万的庸众之一，而直到今日，现实中仍然有他们的翻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态度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这侵蚀着原本美好的社会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助长着不正风气的滋生蔓延！

怎么挽救这样一个病态的群体？鲁迅早年想通过学医济世救民，后来忧然发现医学只能救治人的肉体，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要改变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根本是要改变国民的思想，因此早年间，鲁迅等人在一系列的变法革命中以新形式的文学作品渗透人心，虽然确确实实地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老百姓的温饱得不到解决、生命得不到保障，又怎么能要求他们用自己残存不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去对不能给自己提供庇护的社会负责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主制度的确立，平等思想的传播，使人们渐渐改变了思想，打开了心扉，使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重新焕发出生机。雷锋精神、志愿服务、爱心捐款等社会互援形式越来越受到推崇，“幼有所育，教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不再遥不可及，中国已经打破了那个没有窗户的铁的黑屋子的困境！

（摘编自谢彤《以史为鉴，以人为镜——浅析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材料二：

语图互文指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相互模仿和印证。赵宪章指出：“文学和图像的‘统觉共享’，实则是语言文本和图像艺术之间“语象’和‘物象’的相互唤起、相互联想和相互模仿”。基于语象和图像之间的关系，“看客”形象及蕴含于其中的批判与反思精神才得到读者的“共享”。

鲁迅运用环境、外貌和动作描写表现“看客”，为的是“看客”形象能够自我显现。而画家共享文学与图像，使“看客”的自我显现更加形象化、具体化。而在统觉共享下自我显现的“看客”形象，烛照的是传统文化的建构。专制主义思想编织起密密匝匝的罗网，形成牢不可破的铁屋子，“看客”则在这间铁屋子里沉睡。“看客”对待示众的犯人是狂热的，对待先觉者的启蒙则是冷漠的，当然也包括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蒙知识分子。统治“看客”思想的传统文化是妄自尊大且顽固的，所以“看客”对待新潮思想的态度亦是排斥的。

鲁迅立足于文化本我立场，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才是中国应有的出路。鲁迅“所经过的人生”，是在西学东渐、文化价值重新整合的时期，“看客”本质上是专制思想的人化、西方文化视域的参照系和中西方文化交汇的隐喻。经过“看客”形象的语图符号学分析，得出“看客”的特征是麻木、愚昧和嗜血的，而这些特点皆反映着专制主义文化对“看客”的控制。“看客”不仅没有自觉的能力，还充当专制主义思想的代言人，通过“看”杀人，是专制主义文化的肉身化显现。当启蒙知识分子们主张全盘西化时，鲁迅切中肯綮，以专制主义思想人化的“看客”为参照并在“看客”形象中渗入其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思考，对西方现代性思想提出最深刻的怀疑，以文化本我立场、永恒的“看”和怀疑的精神思索中国自救的道路。

（摘编自陈建伟、李志艳《批判与反思—鲁迅小说“看客”形象的语图符号学研究》）

“拙”是中国艺术的灵魂，它是艺术中的一种根本性趣味，在中国不懂得“拙"，就不知道怎么做建筑、造园林，刻印章，写书法、画图画、品戏曲，拙跟巧是相对的，老子讲“大巧若拙”，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最高的巧是不巧，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追求不巧。一般来说，人总是喜欢追求巧，而不喜欢不巧的东西。如工艺，就是追求巧的过程，但古代有一句话叫“大匠不斫”，是说最有本事的工匠人，没有雕琢的痕迹。

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是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一个著名书画家，他把中国古拙传统推到极高地步。他曾在一幅梅花图上用他特有的古隶题有七个大字：“损之又损玉精神。”“玉”是梅花，“损之又损”来自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的道是“损”道，“为道日损”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定律，是要从表象世界走向真实世界，追求内在的东西，“损”道不是做减法，“损” 道就是拙道。

中国人特别喜欢石头，“石头”也呈现了一种拙趣。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愿做一块琭琭的美玉，虽有令名，但经过刮垢磨光的无数次打磨，成了被塑造的对象，这样就是有为，背离自然之旨。他宁愿“珞珞如石”——做一块坚硬的未雕的石头。

儒家好玉，道禅好石，两种不同的思想指向，正好反映对秩序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不同的人格指向。没有理性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缺乏礼仪的人生是粗鄙的人生。但当知识、理性、礼仅发展到与人的真实生命追求相反的程度时，就成了人的生命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有价值，相互补充，以成传统中国思想之大观。

文人艺术对假山有一种偏爱，它有特别的美感。假山是人们运用石科“叠”的、“掇”的，做出一片风景，也演绎着创造者的一片灵心，真正的叠石者，不是简单的“石工”，而是独抒性灵的艺术家，杂乱之石，叠起胜景，配之以明花疏树，建之以陂陀平间，引之以涧瀑清泉，幕之以藤情蕉影，再辅之以蓝天自云，月上柳稍。

假山的美就是“拙”，“拙”就是把巧的东西去掉，把目的性的东西去掉，要巧夺天工。明代计成强调：一切艺术都是人作的，作得就像没有作过一样，作得就像天工开物。他突出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一切艺术都要在遵循自然的原则下规避人工秩序。这里面正体现出一种追求“拙”——天趣的精神。

所以，大巧若拙不是愚蠢哲学，而是让你放弃外在目的性的攫取，追求内在真实的体验。

人真的离不开音乐？

一般人总带着三分疑惑、七分挑衅地询问音乐家：“人真的离不开音乐吗？”挑衅很正常。作为音乐家，我们也说不出是否非得要音乐以及我们口中“人离不开音乐”是不是出于自恋。在音乐厅，常看到大声讲话的人。置舞台于不顾的人，照样活得健健康康，声若洪钟，一点没觉得缺什么。音乐这东西，对他们来说，的确可有可无。除了我们在意，人家根本不在乎。他们定是为音乐家过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掩口而笑的人。

虽然音乐家喜欢说爱因斯坦痴迷音乐，地质学家李四光会拉小提琴，文学家沈从文与音乐学家杨荫浏保持了终生友谊，考古学家苏秉琦喜欢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画家陈丹青写了一本《外国音乐在外国》，作家余华说出“音乐和文学是两座高度相同的山”。杰出人物的伟大成就与音乐之间是不是一定存在内在联系无法证实，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十几岁开始学音乐时就没信过这类话。但有一点至少可以相信，音乐的确让人思想活跃。音乐课被中小学放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不是没道理，无关乎生计。有则锦上添花，无也饿不着冻不着。这种境地，让音乐家不可容忍甚至怒不可遏，纷纷行动，普及音乐，教授乐器，讲演游说，但基本状况没多少起色。那些说教并不一定让人家心服口服。

然而，某些时候，某些人群，真的离不开音乐。我们需要在某些时刻，采用一种温暖的语调，告诉彼此，这份情谊，我们留存心间。说不透、道不明的语调，有什么比肖邦《送别》更恰如其分？巴尔扎克形容道：“那种声音语调可惜没有用音符记录下来。”（[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8—9页）肖邦的《送别》就是用“音符记录下来”的那种语调。哀吟低回，细腻温婉。没有了这种语调，离别时就缺了“纤条悲鸣，声似竽籁”的缠绵，缺了“倦倦之遇，惋切之怀”的萦绕，以及闭上眼睛就能在声音中感受的人生现场。我们需要肖邦的环绕，以便催下对视时的“泪雨凝噎”！

学艺术的和不学艺术的终于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需求。恰如电影《海上钢琴师》的那句台词：“音乐能让他们好过些。”有音乐与无音乐的比照，传达的恐怕就是人们能够从肖邦作品中获得的人性勘探和生命关怀。这或许就是即使不喜欢音乐的人也渴望在生日晚会上让朋友们高唱《生日歌》的原因，就是即使不喜欢音乐的人也渴望于节日之际唱起《秧歌调》《平安夜》的原因。因为此刻的确需要一种声音，点亮憧憬，安抚脆弱。

据说有五六部电影选用了李叔同填词的《送别》做配乐，据林海音小说改编、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最著名。“知交半零落，今宵别梦寒。”哀而不伤，苍凉悠远。那是一首几乎能够戳痛所有人心尖儿的短歌。一曲断肠，心肝灼痛。弘一法师本人就于三十九岁时吟咏着这首二十世纪的《阳关三叠》送别了“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而二〇一七年歌手朴树唱起此歌时竟然失声痛哭，并引出一个金句：“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努力活着。”

人的一生珍藏于心为故人送别的故事能有多少？这样的故事与这样的音乐缠绕一起，终生难忘。音乐之所以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群产生过震动，皆因与生命需求关联。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一首乐曲、一个故人、一段往事相互连接的故事，这使我们对那首乐曲高度认同。因为那种触动与一段生命脉息隐隐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