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知识和信息不断汇聚交融，中西方话语交流日益频繁。互动交往已经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表达，语言修辞渗透程度逐渐增强，表现出强大的话语力量，对中西修辞进行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中西修辞进行比较，可以早日实现中西修辞学的相接交融，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古希腊的“雄辩”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异曲同工。传说西方的修辞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当时的先贤们奔走于各个城邦社会，通过说服他人、弭平歧见而追求平等、自由。西方古典修辞的精华是演说、论辩，核心功能就是说服。而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也涌现了一批流浪圣人、游说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这些人分为“儒”“侠”“辩者”“方士”“法术之士”和“隐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游说者为了使他的建议被接受，必须用言语打动他人。“游说”本质上和西方的“说服”相同。在轴心时代，中国与古希腊的论辩风气同样盛行。孟子“言仲尼之教，必广为论辩，以折百家”，正是儒墨之辩，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各流派百家争鸣、争芳斗艳的序幕。墨辩理论不输同时期的西方思想，中国古代名家学派的逻辑和西方思辨形而上学方面的思想一样具有价值。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先贤都是“辞而优则仕”。无论是古希腊依靠演说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的哲辩师，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合纵之术说动六国，联合抗秦而挂上六国相印的苏秦，或是劝说秦王、离间六国而被“封仪五邑”的张仪，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在各种社会互动中获得成功、求取功名。

中西古典修辞在修辞的作用方面高度契合。鬼谷子和古希腊高尔吉亚都认为修辞的作用是影响灵魂。“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鬼谷子》)鬼谷子认为那些懂得修辞术的人，可以控制心气的活动规律，成为精神的主人。所以鼓舞人心的语言事实上能够激发人们的美德，比如诗歌、散文、演讲等。高尔吉亚则在其论述的修辞理论框架中指出，修辞作为一门劝说的艺术，犹如大权在握的王公，可以通过言说操控情感、态度和行为。

此外，中西古典修辞的社会功能可谓大同小异。从因能言善辩而被授予“最优秀希腊人”称号的阿喀琉斯到“即兴演讲的发明者”高尔吉亚，从吕相绝秦、子产献捷、屈完面折齐师、王孙止楚问鼎到触龙说赵太后等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修辞在解决冲突和争端时的作用。在战乱迭起的时代，说服、论辩作为治国之术和战争同样重要，掌握修辞技巧，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综上所述，中西古典修辞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诸子百家的争芳斗艳铸造了中华文明光辉的一页，与同期的古希腊交相辉映，共同惠泽人类的世世代代。修辞在人类社会具备共同性质：以非暴力手段处理人类冲突、协调人类行动，更新人类观念和思想。

当今世界表现出空前的激荡和分化。有的国家企图阻止全球化进程，各国利益和价值分歧越发尖锐，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变动。何去何从，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提高说服他人、以理服人的修辞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摘编自郑珺《融合中西修辞长处提升国家话语力量》)

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对于诗，禅家的工具并不是都有用，诗家只是挑自己需要的。这可以化简些，说只是“诗作”和“作诗”两个方面有某种性通之处。

诗所写是创造的意境，用来满足诸多渴想而难于在现实中获得的欲求。意境各式各样，其中一类是淡远，或说有出世间意，与禅境相似，而没有禅那祥决绝。分别还是在于情的性质以及有无。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意境超凡，可是其中还蕴涵着对于闲适生活的淡淡的甚至不淡淡的爱。云峰志璿禅师“不知谁住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也是意境超凡，但心境是随缘兼看破，不是恋恋。有淡淡的爱是“似禅境”，随缘而不恋恋是“真禅境"。似非真、可是无妨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以求越靠近，超凡的味道越浓。求味道浓，有若有意若无意的，如王维的有些诗作就是。时代靠后，有意的成分增加，终于形成诗论，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

再说“妙悟”，也是诗家和禅家有相通之处。“池塘生春草”，好，何以好，如何好，不可说。“师姑元是女人作"，所悟之境为何，也是不可说。不可说，作，只好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欣赏，只好付之偶然，期待忽而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总之，都是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的事，与学习数学，加减乘除，循序渐进，所知明确，功到必成的情况迥然不同。无明确的法，而仍要作，仍要欣赏，只好乞援于无法之法，就是所谓“妙"。超凡，两家有类似的希求，妙悟，两家有同样的甘苦，于是，说是物以类聚也好，说是同病相怜也好，诗和禅就携起手来。由结果看，自然是诗家讨了便宜，就是借用禅家的修路工具，开了通往淡泊清空的一条路。

——张中行 《禅外说禅·禅的影响》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岁月传承中，一些原初的实用功能或丢失，或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却向审美作用转移，例如本来象征驱除侵害人类生活的力量与因素的仪式，在反复举行之后，就变得别有意味了。端午节就是例子。为避萌动的邪气，人们在端午需沐浴兰草汤、采药、置菖艾、戴香包等。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清明节扫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作品中对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流传下来。但这些节日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赖文学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和描写，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历代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学作品，装点了传统节日，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牢牢绾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其结果是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贪恋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就难以驻足花前月下，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领略不到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妙处。科学的去魅，使人类心灵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瘪无味。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