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缜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到考古、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数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先看传统史料的数字转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如由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带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誊写、抄录与印刷，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传统史料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文本、数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进一步，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数据”模型分析。

再来看原生的数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文档、信息和记录。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数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料。例如，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档案资料来挖掘梳理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轨迹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记和书信等文本建构其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踪人物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从他人的观察、记录、回忆和评论里还原并丰满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这一路径，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电子信息缺乏实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破坏、篡改和散佚。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基本功之一。

事实上，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媒体、技术和工具，已经深入到历史学的各种实践、演示、分析、教学、研究和传播当中，取得的成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传统学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对于历史学的“数字转向”这一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亟待深入展开讨论、更新学术规范、明确前进方向。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不仅需要广泛借鉴各种新的技术手段，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历史学本身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

（摘编自周兵《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

材料二：

就历史学内部来说，历史地理是最早自觉引入各种数字技术的领域，这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特色分不开。而经济史领域因为处理量化资料，也很早就引入统计分析软件，并且建设数据库。不过，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来说，进一步开发适用的数字人文工具也存在一些困难。虽然传统中国史料中也包含大量经济相关的数字，但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面临诸多瓶颈。仅就最基本的价格与度量两类数字来说，银两有多种不同的成色、计重，各类货物的称重、体积也都有各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如果这些数字不能进行统一的换算，就很难应用现有的数字人文工具进行分析。当然，这也推动我们去思考如何结合史料与研究主题的特性，开发有针对性的数字人文工具。

任何一种技术、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适用限度，须与其他研究方法技术相配合。数字人文热之下，更需要我们对历史学学科传统进行冷静地审视与反思。数字史学研究必须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否则研究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技术方案自然也就“无的放矢”。数字人文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辅助研究者进行史料辨析、建立因果链条等，但是数字人文并不能代替研究者决策。至于历史感的形成和升华还是需要依托传统方式，阅读、写作、经历、田野考察，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能够使这些方法的运作更为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感的培养方式。

（摘编自《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

材料一：

生物安全法是国家为防范现代生物技术的生态风险而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转型背景下，生物武器传统安全问题，重大传染病、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入侵等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生物科技的两用性、网络生物安全等非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交织，与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等融合，引发日益严峻的国家安全问题，深刻影响国家发展和国际格局。

新型两用生物技术误用、滥用和谬用，对生物安全监管构成重大挑战；有些科研单位的生物实验室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安全监管存在漏洞，在利用基因操作、人工合成微生物等现代生物技术，使微生物获得毒性、增强耐药性、改变感染途径等实验过程中，一旦操作人员不慎，极易导致操作人员感染甚至病毒外泄，造成安全威胁；个别国外制药企业以临床试验名义收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用于进行与药物临床试验无关的商业开发活动，威胁国家生物安全；生物武器与生物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生态威胁，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摘编自孙佑海《生物安全法：国家生物安全的根本保障》）

材料二：

21世纪的人们追求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努力使“人的安全至上”的理念成为国际上的主流思想。从理论层次上看，新安全范式提出的“人类安全观”理念正成为不少学者进行生物安全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就生物安全而言，以人为本的安全观说到底是因为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问题的直接承担者或受害者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个人，个人成为安全的主体。

（摘编自周媛媛《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材料三：

目前，生物安全问题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生物安全问题，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也包括各类转基因活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

广义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的组成部分，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社会、经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

这里，“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一是天然的生物因子，主要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二是转基因生物，主要包括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微生物。三是生物技术。人们在利用生物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管理关系国家的重大利益，需要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加强学科与行业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加强生物安全主管部门与相关行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摘编自陈颖健《生物安全：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新领域》）

材料四：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以通过定期跟踪分析相关政府部门及主要领导干部在维护生物安全中的领导决策、组织协调、风险防控、监管执法等方面的能力情况及面临的挑战，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提高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与生物安全有关的问题，必须依靠跨学科的专家团队进行多次讨论才能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评价领导干部维护生物安全的职责履行情况也必须，依靠相关领域的专家力量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摘编自李厚喜《基于生物安全视角拓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容的初步探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瑞典学者布鲁恩提出跨媒介的两种主要模式：一、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外一种媒介；二、一个作品内部不同媒介的共存与互动。奥地利学者沃尔夫提出跨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四小类。两个大类是作品外的跨媒介性与作品内的跨媒介性。前者又划分为超媒介性与跨媒介的转移：所谓超媒介性指不同媒介都具有的一些特性，跨媒介的转移是指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作品内的跨媒介性是相对狭义的界定。也包含两种主要的类型：一、作品内部不同媒介的共存，比如戏剧中的音乐、舞蹈等；二、一种媒介对于另一种媒介的指涉和利用，比如小说的音乐性。受跨媒介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有学者提出了“戏剧—小说”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就小说作品内部而言，“戏剧—小说”主要有两种类型：媒介混合型，比如莫言的《蛙》、伍尔夫的《幕间》等；媒介指涉型，比如《霸王别姬》《歌剧魅影》等。

“戏剧—小说”强调戏剧机构、演出形式、舞台空间等在小说中的呈现以及产生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强调小说如何利用剧场实现文学性的目的不同，“戏剧—小说”将剧场作为讨论的核心，“我们也可以认为‘戏剧—小说’是从剧场中出现的，在此过程中，戏剧创作者越来越深入认识到此种次文类的复杂性、挑战性和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戏剧—小说”超越了“戏剧性的小说”，后者的使用有时过于随意，定义比较宽泛。“戏剧—小说”意味着不同媒介之间的并置、碰撞、互动和交叉。但是，在“戏剧—小说”中，戏剧性也一样得到重视。“我并非建议摒弃所有的隐喻式戏剧性，毕竟很多‘戏剧—小说’明显地让戏剧和表演跨越文字舞台的边界，注入多样性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戏剧—小说家在书写叙事小说时大量使用戏剧隐喻。”

“戏剧—小说”的跨媒介指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戏剧化有关。“戏剧—小说”不仅仅是有关次文类的一个描述。而且也是一个批评概念，主要讨论作者创作的意图性、社会历史语境、跨媒介的发生过程以及产生的效果。具体来说。在研究中需要纠正以文学为中心的批评传统，结合剧场和表演理论来分析这个跨媒介的文学现象。当代剧场理论关注身体、即兴表演、情动、观演关系、操演性转变等，给“戏剧—小说”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资源，有利于揭示媒介互动带来的创新，同时也关注媒介间的差别带来的创造性潜力。

戏曲的审美特点是虚拟、夸张和程式化，与现实拉开距离。戏剧化的情节使故事发展及小说人物被置于强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凭借其狂欢化的魔幻现实主义，通过对文类的自觉改写以及对叙事时间和视角的精妙运用，莫言已经牢牢地占据世界文学的先锋地位。在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之中，戏剧化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和手段。

（选自何成洲《跨媒介视野下的“戏剧—小说”研究》）

材料二：

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像山，中国戏剧的结构像水。这种滔滔不绝的结构自明代至近代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结构更近乎是叙事诗式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小说式的。中国的演义小说改编为戏曲极其方便，因为结构方法相近。

中国戏曲的时空处理极其自由，尤其是空间，空间是随着人走的，一场戏里可以同时表现不同的空间（中国剧作家不知道所谓三一律，因此不存在打破三一律的问题）。这种表现同时发生在不同空间的事件的方法，可以说是对生活的全方位观察。

中国戏曲，不很重视冲突。有一个时期，有一种说法，戏剧就是冲突，没有冲突不成其为戏剧。中国戏曲，从整出看，当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各场并不都有冲突。《长生殿·闻铃·哭象》也只是唐明皇一个人在抒发感情。《琵琶记·吃糠》只是赵五娘因为糠和米的分离联想到她和蔡伯喈的遭际，痛哭了一场。《描容》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抒情诗，赵五娘并没有和什么人冲突。这些著名的折子，在西方的古典戏剧家看来，是很难构成一场戏的。这种不假冲突，直接地抒写人物的心理、感情、情绪的构思，是小说的，非戏剧的。

戏剧是强化的艺术，小说是入微的艺术。戏剧一般是靠大动作刻画人物的，不太注重细节的描写。中国的戏曲强化得尤其厉害。锣鼓是强化的有力的辅助手段。但是中国戏曲又往往能容纳极精微的细节。《武家坡》，薛平贵在窑外述说了往事，王宝钏确信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开门相见：

薛平贵（唱）：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不似当年在彩楼前。

王宝钏（唱）：寒窑哪有菱花镜？

薛平贵（白）：水盆里面——

王宝钏（接唱）：水盆里面照容颜。（夹白）老了！（接唱）老了老了真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

水盆照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王宝钏穷得置不起一面镜子，她茹苦含辛，也无心对镜照影。今日在水盆里一照：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千古一哭！

这种“闲中著色”，涉笔成情，手法不是戏剧的，是小说的。

有些艺术品类，如电影、话剧，宣布要与文学离婚，是有道理的。这些艺术形式绝对不能成为文学的附庸，对话的奴仆。但是戏曲，问题不同。因为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中国戏曲的问题，是表演对于文学太负心了！

（节选自汪曾棋《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