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主要表现出了四个维度的转型，分别是：贫困程度的相对性，贫困生成的结构性，贫困内涵的消费性和贫困治理的日趋复杂性。。

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25亿，而到2007年时，相关数据显示，绝对贫困人口约为1479万人。2001年中国政府发表《二000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宣布在200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标志着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二元结构中，相对贫困人口已占据了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2011年，中央政府设定了2300元的贫困线，这让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增加至1．28亿。虽然在新标准下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了，但是相对贫困人口占主体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截至2014年底，中国贫困人口还有7000多万，我们的扶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所谓的贫困生成主因的结构性是指，越来越多贫困人口的出现或者说其无法跳出贫困陷阱是因为他们面临的是结构性贫困的处境，我们也可以说，贫困人口陷入了结构性贫困的陷阱。这里所谓的结构性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在资本、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社会资本和文化等多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和场域内，对无法与那些在以上层面具有优势的精英群体和优先群体进行竞争，因为两个群体的初始条件不同，同时与以上结构及其资源分配相关的机会也并不均等。结构性贫困的存在意味着，贫困人口仍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贫困状态，且在富者与贫困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的或然性的剥夺关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不均衡和不平等结构的存在，贫富差距并没有像我们政策宣传和期待的那样不断缩小，而是出现了相对平衡发展基础上的差距不断加大。

由于当前贫困人口的构成主体是相对贫困人口，因此，对他们而言，生存和基本生产方面并没有让其感受到贫困，而最让其觉得贫困和窘迫的是消费层面的贫困。在英国思想家鲍曼看来，这个时代是一个通过消费来生产穷人的时代，只有充足的消费才能证明个体的价值。对农民而言，受市场经济价值理念和攀比、面子等亚健康消费文化的影响，他们也渴望自己能够充分消费，能够充分享受物质层面的丰足生活；同时，以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为主导，个体价值的成功标准被一元化，也即经济上的成功和成就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证明。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对贫困者而言，他们贫困的是用来消费的资本，用来实现更多其他方面发展和提升的物质基础。不能有效应对贫困内涵的这种转变，那扶贫工作的困境就难以突破。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困治理历程，按照相关研究者的分析，

我们可以将贫困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贫困治理重点是发挥计划的调控和改革作用，对贫困人口的扶持主要是去除了各类阻碍性的制度因素，让贫困人口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性和更大的创造财富的空间；在第二阶段，扶贫管理工作地位突出，专门性的扶贫工作机构也得以建立，扶贫财政专项和国家贫困线等初次进入扶贫领域。这些都标志着扶贫治理的复杂性已经开始显现；发展到第三阶段，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就更加显著了，这个时期的贫困治理不仅继续强化来自政府行政治理层面的职能，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同时也注意发挥基于市场的经济发展对贫困人口的帮扶作用，此外，为了应对扶贫问题的复杂化，政府层面还倡议和推动构建了社会理论参与的扶贫大格局。社会分层与基层治理格局的变化导致减贫越发艰难。这也是贫困治理复杂性的客观原因。

（摘编自邢成举 赵晓峰《论中国农村贫困的转型及其对精准扶贫的挑战》）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快”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巴存亡死生矣,而不其能,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快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思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徽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每》中的洪七,他收了黄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快,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使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发愿,倒不知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则是把“江湖这个会觉互相领机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满尽致了,武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电影势头亦潮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快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教弱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