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媒介是人们获取信息、知识、能力的渠道，媒介素养是人们对于媒介传播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和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随着社会生活数字化的推进，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即将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并在世界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进程中，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东鸣西应，实现新旧媒介技术结合，形成新的传播手段与媒介形态。此种媒介融合背景下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因此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十分重要。

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有利于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发展。一方面，良好的媒介素养能够提高青少年学习能力，培养青少年生活技能。在学习层面，媒介素养教育的出现使受教育者的学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改变了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得教育形式更加多元化，媒介素养教育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熟练使用多媒体教学、网络课堂、自学平台、线上测试等的能力。在生活层面，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设备、网络社交软件、网络购物平台等媒介工具。另一方面，在道德品质层面，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具备良好的媒介道德和法律意识，同时拥有合理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包括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和谣言以及不被媒体负面信息影响。随着科技发展，影像、VR、AR等新型媒介形式带来直观强烈的视觉快感，使得青少年容易沉浸于碎片化世界中，导致深度思考、创造想象、评价鉴赏能力的降低，而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提升以上这些能力。

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会伴随着趋于成人的生理条件同相应社会性知识能力缺乏之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会引发青少年的情绪焦虑，特别是社交焦虑。互联网这一非实体的隔断物，为青少年创造了一个隐蔽的焦虑排解与宣泄空间。当青少年媒介素养低下，焦虑排解与宣泄方式不合理时，青少年的网络生活便成为网络空间运行的不稳定因素。另外，受资本控制影响的互联网相关媒介产业，为了达到自身的盈利目的，亦会对外输出不良信息，例如铺张浪费的“粉丝经济”、攀比式的“品牌效应”、快餐式的低俗娱乐信息等，都会直接给青少年的观念塑造带来不良影响，引发多种矛盾。青少年在持有正确价值观、良好判断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有效的媒介输入、输出，正确引导舆论走向，有助于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青少年在此种环境下，如若缺乏较高的媒介素养，便难以辨别其中的有害信息、获取有益信息，从而加剧互联网的“乌烟瘴气”。

媒介的发展在促进新时代青少年成长的同时，其多样繁杂的特点也给青少年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因此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变得尤为迫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应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打造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媒介素养培育体系；二是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实践基地作用和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王鹏烽、薛志博《媒介融合背景下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研究》）

材料二：

近日，一些短视频新闻频频“翻车”。9月1日，湖南一宝妈上传了一段双胞胎兄弟在肚子里打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据视频显示，双胞胎兄弟在肚子里的时候就互不相让，在妈妈肚子里“拳打脚踢”，妈妈的肚子也跟着起伏变化，果然，双胞胎出生后身上就到处是淤青。该视频被媒体报道后登上热搜，但在9月4日，产科医生辟谣了，原来，双胞胎在肚里打架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网友对很多医学常识缺乏了解。8月30日，有海南三亚居民拍摄到一只猴子在海中游泳。拍摄者表示，当时看到猴子在海里游泳就很惊讶，网友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水鬼”。但在视频引发热议后，就有专家辟谣，原来，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具备学习游泳的能力。

类似的短视频新闻“翻车”事件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网络媒体从短视频平台搬运视频现象严重，对新闻的审核存在疏漏，未经核实就发布报道，导致一些违反医学常识、耸人听闻的新闻误导大众。此外，一些新闻还存在虚假内容拼接现象。某些纯属娱乐的视频，却被媒体当成新闻真实事件报道出来，这难免会最终“翻车”。

二是网民对网络视频的判断能力存在偏差，面对似是而非的视频内容存在盲目相信、胡乱猜测等行为，网民的媒介素养和科学素质有待提升。如“水猴子”事件中，如果网民有一定的科学常识，就不会随意相信网络上各种“水鬼”传言。如在“双胞胎在肚里打架出生后浑身淤青”事件中，如果网民对怀孕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或及时向产科医生求证，提出质疑，上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22年9月《短视频新闻频“翻车”，挑战媒介素养》）

材料一：

小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然，这里的“小康”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小康”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历来的训诂家们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呀，让他们休息一下吧。”不过，我们也不妨将其设想为一种告诫：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艰苦。至于把“小康”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则是记载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其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从古代儒家的思想渊源看，描述的是随社会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也是一个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理想社会。

儒家学派从历史循环论出发，幻想着返回原始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生活。但到了近代，自进化论传入中国，“小康”就成了通往“大同”进化历程的中间环节。例如，根据戊戌变法的思想领袖康有为的说法，小康之世是社会从多灾多难的乱世发展到世界大同的太平世界的一个中间驿站——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为了宣传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康有为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式，声称自己在孔子著作《春秋》中发现了“微言大义”，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即社会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太平世”（大同）的。

（摘编自张翼《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有改动）

材料二：

与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历史阶段上的理论创新相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在落实马克思主义“全局观”的问题上，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要目标是强调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要注重“全面性”。首先，历史地看，“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中国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就是要把中国社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社会发展空间换窄。我们的“小康社会”建设在现实上只能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集中力量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局面，竭力实现中国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单向度“小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今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已经具备了“全面”建成的可能。以此前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基础，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完整回归邓小平同志最初的战略构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成了我们要尽快完成的工作。其次，小康社会建设必须有尽可能广泛的覆盖范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克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同时，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覆盖中国最为广泛的百姓群体，涵盖中国社会的各个发展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成的小康社会，既要有经济发展，还要有社会进步。只有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收入、医疗、社保、教育、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社会发展难点问题得到不断改善，我们期望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建成的可能。

因此，总体来看，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全面”，对这一“全面”概念的把握，体现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表现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局观”思想的完整把握。

（摘编自徐晚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哲学意蕴》）

材料三：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小康”这一古老而美好的概念，从此被创造性地用来诠释中国现代化坐标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小康”，这一亿万人民日益耳熟能详的时代语词，以它特有的吸引力，激励与召唤着一个时代的进取精神，推动着中国大步迈向未来。正是怀着对这一美好愿景的真诚向往，党团结带领人民规划了奋斗目标，明确了发展战略，在拼搏苦干中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越走越宽广，小康梦想越来越清晰，现代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追求小康生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小康的宏伟蓝图壮美似锦。这是一个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殿实、环境生态更加友好的全面小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8年间，特别是全面小康进入决胜阶段之后，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截至2019年底，全国95%以上的贫困人口可以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可以实现摘帽。这不仅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也是一份世界减贫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单。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大攻坚战齐头并进，全面小康渐行渐近。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被压抑的创造激情如江河奔涌的释放，这是新中国70年无惧风雨、高歌猛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传奇，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比正确，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比优越。

（摘编自《求是》）

【材料一】

所谓尊时，就是“待时而动”、“与时偕行”就是“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意即要顺应，进而引领历史形势和时代潮流。所谓守位，乃是根据自己的职位、地位、身份、权限来生活和工作。“尊时守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尊时与守位是个统一的整体，尊时必须守位，守位一定要尊时；而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必须是崇尚道义、敬德保民，坚持以道义尊时守位。

实践表明，客观上相同的时和位，对于持不同立场，立足于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人来说，并不一样。因此，“尊时”应当尊什么“时”，“守位”应当守什么“位”，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奴隶社会没落衰败之时，另一方面却是新兴地主阶级蓬勃生长之时。那么“尊时”，究竟是应当顽固地坚持旧的时代秩序，还是勇敢地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守位”是守没落的奴隶主之“位”，还是新兴地主之“位”？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周公的时位观不同于纣王，也不同于管蔡；而孔子的时位观也不同于鲁国贵族的“三恒”，更不同于伯夷叔齐。墨家、法家正是由于自己选择的尊时守位，才不能见容于当时中原的齐、鲁、韩、魏诸国的当权者，不得不远走南楚和西秦。

由此可见，“尊时”决不应当只根据自己的一己之利去趋炎附势、投机取巧，而“守位”更不是贪恋个人的某些暂时权位，享安富尊荣。真正的尊时守位，应当是指行为的主体者清醒、自觉地把握时代的主流，坚持正确的方向，代表着社会先进势力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明智地选择好自己的岗位，努力奋斗，去创造历史。为此，他们必须抗击逆流，克服险阻，有时甚至会牺牲自身的暂时或局部利益，使其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体现在自身的实践中。

既然人们的“时”“位”观中具有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内容，而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也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展现的；那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于我们的尊时守位来说就是极为重要的。只有这样，处在一定时空中的主体，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选择，“尊”真正的“时”，“守”正确的“位”。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代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之所以高尚，事业之所以成功，都是由于他们能够在坚持尊时守位之中，践行先进的人生现、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先进的人生观、价值现和审美观作指导来尊时守位，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像雷锋、焦裕禄、杨善洲等英雄模范，个个都是尊时守位的光辉榜样！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通过“尊时守位”来彰显。同样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也正是凭借他们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尊时守位的劳动和贡献中保存下来并且不断发扬光大。今天，我们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时守位仍然是重要基石。无论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应该发扬中华民族这一优良传统，以高度的精神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尊时守位加以贯彻和落实。

（摘编自王颖、陈英《论“尊时守位》）

【材料二】

春节期间邂逅两个词：“外出守岁”出自大年初一的央视晚间新闻；“春节游行”出自春节前夕的《光明日报》。笔者以为，前者，如果是参加家庭之外的迎新活动，那是东施效颦；后者也许是欧洲小镇人过中国年的不得要领。二者都算混搭。其中外出守岁，是否偏离了春节尊时守位的精神价值？

进入腊八，一直到元宵，特别是除夕和初一，几乎每一天，都有特定的意义，中国家庭都会自觉对标。这是春节的时间性。公务人员、职员、商人、农民、学生及各色人等，随着春节的临近，无不迅速回归作为一个家庭的角色。一场数亿人次的大迁徙，就是回家乡、去团圆，这是春节为人儿女、为人父母的“人本位”取向。

旅游过年再怎么时兴，也一定以家庭组团为基本模式；央视春晚再怎么创新，也必须以家庭团圆为基本取向。除夕是辞旧迎新的关键节点，尊时守位的要求格外清晰具体。几点贴春联，几点祭祀先祖，几点吃团年饭，几点看春晚，几点迎新年放鞭炮，堪称倒计时的拉长版。这一晚，祖辈安享晚辈孝敬，父母操持完岁末最后的家务，儿孙沉浸在一年中最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什么经济拮据、职场烦恼，学习压力，统统让位于温情相聚。就是在旧社会，逃债的穷人，除夕夜也可以回家。如果贴了春联门神，讨债的人也不能再上门。

这样一种尊时守位，是全体华人的共识，一年只有这一次。如果学西方大众狂欢、广场跨年，人回家，心在外，千里迢迢往家奔意义何在？家中老小由谁陪伴？与“最近的遥远”（各人玩各人手机）有什么两样？一面抱怨没有年味，一面将围炉夜话、祭祖祈福视为敝屣，至少谈不上文化自爱。

春节是一部经典，历经数千年，堪称中华民俗的金科玉律。它以仪式告诫人们，该节日是人与自然时序的和谐共生，是中华文化勃发的一种特殊孕育状态。守岁，是家庭内聚型特征最集中的体现。外出，自有大年最初几天的串门走亲戚，还有庙会和元宵的公共活动。

长假毕，一场反向迁徙，演绎着人们开始恢复各种社会角色。上班收心，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撸起袖子干出“开门红”，应该是过好大年的必然续篇，更是尊时守位的社会价值所在，也是每个中国人的行为遵循。

（摘编自易国祥《彰显春节“尊时守位”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