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讲个故事吧！”——为什么情节的魅力如此强烈，古今不衰？叙事学认为，情节展示了时间秩序之中因果关系的必然演变，洞悉真相是多数人的内心渴求。“后来呢？”与“结果呢？”两种悬疑鞭策读者奔赴情节的终局。然而，如果没有纳入文学情节的躯壳，谈论某种社会制度的设计、某个历史时期外贸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等不可能让人如痴如醉。我试图追问的是，文学情节多出了什么？

②“欲望”至少是一个可以视为候选的选项。一个特定的主题可以拥有无数交集的人物、片断和细节，这些因素的收集、挑选和设定不仅涉及因果关系，同时涉及欲望的投射。

③情节的发展很大程度地隐含了欲望的逻辑。人们普遍期待的情节是曲折离奇、大开大阖，主人公历经艰险，最后功德圆满，平安着陆，“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种令人神往的经历即是欲望。情节内部若干常见的修辞策略往往被欲望征用，例如“巧合”。巧合负载的欲望通常在“大团圆”的结局赢得彻底的释放。“大团圆”是情节的另一个修辞策略：终成眷属、家道中兴或者获取功名、事业有成。这些交代与其说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必然，不如说满足了读者的内心期待。相对地说，借助巧合叠加厄运——“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的状况远为稀少。考察情节的时候，因果关系与欲望的想象性满足成为一个特殊的话题。

④多数时候，情节内部的因果关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历史基础。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巨额的财富不可企及，森严的现实等级无法跨越……恰恰由于无法实现，这些渴求可能酝酿，发酵为格外强烈的欲望，进而祈求文学虚构特殊的情节给予虚拟的满足。很大程度上，这即是情节的语言叙述对于欲望受挫形成的空缺给予的补偿。

⑤然而，作家与读者均置身于某种社会历史，他们的叙事与阅读必定与周边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这时，叙事与欲望始终相互调整，二者共同期待赢得社会历史的认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找到的一个简明例子是《简•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历史设置的问题是，“允许简实现自我，但必须限制在社会传统规定的安全范围内”。因此，《简•爱》包含了自我与屈从、责任与欲望、力量与恭俭、普通人与贵族、小资产阶级与上流社会之间的种种平衡，实现这种平衡的情节叙事“不成比例地混合了现实主义、传记、哥特小说、浪漫传奇、童话、道德寓言”，某些时候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寓言或者神话这些“笨重累赘”的叙述话语。

（摘编自南帆《讲个故事吧：情节的叙事与解读》）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的这句话说明，作为政治动物的“我们”与作为动物的“人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要素才促使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过渡和转变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我们”呢？其实答案 很简单，就是语言。

语言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是我们走向独立的标志。很多人认为，人类之所以独特，就在于人类拥有语言。一方面，通过语言，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语言使用扩展了人类理性的范围，使人类可以借助复杂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进行系统逻辑地思考和推论，使人类的智性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人类由此成了真正意义上“理性的动物”。

语言为万物命名，给自然立法，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以秩序。比如，我们可以将某些东西命名为苹果、香蕉、梨子，同时又可以对其进行类化处理，统称为“水果”，然后将水果和其他可以食用的东西统称为“食物”。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不同东西做出秩序化区分有些是可以吃的，有些是红的或有颜色的，有些是方的或有形状的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为自然确立秩序、表达思想，使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彼此之间的想法需要以及行动。通过语言的编码和类化处理，现实被规整到我们的主体意识之内，成了我们可以通过知觉来感受，通过语言来表达、传递和交换的东西。

语言为我们进行抽象思维与复杂叙事提供了基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更重要的一种功能不在于其对实存之物的编码和类化，而在于其可以传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在认知革命之后，我们的语言成了一种非常发达的工具，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之所以能够应运而生，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和语言来进行“虚构”，并且是“一起”想象和编织各种虚构的故事。但是，正因为我们有“一起”虚构和叙事的能力，智人才可以大量集结协作，灵活互动；也正因为如此，智人才可以统治世界。

语言是我们共享情感和理念的条件，是进行广泛深度合作的纽带。语言哲学家塞尔、巴特曼和吉巴特指出：人类合作是由所谓的共享意图或我们意图所组成的。在我们的合作机制中，语言是共享意图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与他人沟通，将彼此之间的期待放置在公共的领域之中，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规范与义务，才能促成人类的有效沟通与深度合作。总之，虽然人类的语言在认知、发声、语法和沟通方面存在差异也制约着我们之间的合作，但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增进和人类社会的复杂化，为了满足对合作伙伴的可信度及其他方面的便利或需要，我们的语言会不断变化，我们的意图也会不断趋向一致。

（节选自刘松青《语言对我们有多重要》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因此，汉字教育，势在必行。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用这种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