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旅游与文学的关系，是个严肃的话题。在高铁通达、私家车便捷、全城旅游蓬勃发展的时代里，旅游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远方”与“诗”的结合便催生了“旅游文学”的兴盛。然而，这些作品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其实从古到今，数不胜数的旅行家、文学家早已为人们提供了大量足资模范的旅游文字，仔细把这些作品梳理一下，大概可以看出旅游文学的几个核心素养。

旅游文学首先要建构起自身的风景美学和自然美学。风景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篇旅游文字不能提供实景般的风景，那它应该是不及格的。而从自然美学的角度看，“把风景还给风景”更十分必要。如诗人于坚的《云南冬天的树林》，这篇充满了“无我之境”的文字使云南冬天的树林以本来的状态呈现出来。特别是当前的好多旅游文字都因“我”的过分介入而变成了浅薄的“心灵鸡汤”，在充满个人不着边际的感情抒发和耳熟能详的道理说教时，“无我”更彰显其珍贵。

旅游文学还应建构起生态美学。过去人们在旅游文字里往往遵循“唯美”的原则，于是将事物分成了三六九等。而在生态美学看来，任何生命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作者在“齐万物”中收获关于生命的深刻思考。二十年前新疆作家刘亮程曾给文坛带来巨大的震撼，因为他重新发现了新疆，重新书写了新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独特的生命哲学，使他能够在别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自然与生命的秘密，在常人以为空无的地方发现了有，在丑陋的地方发现了美，在无可言说的地方体会到了独特的价值。

如果旅游的目的地不是自然景观而是人文景观，书写者就需要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在旅游还是奢侈品的时代，出门远行几乎是一个梦想，所以古人有纸上游、枕上游的说法。这种不无解嘲的说法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就旅游文学写作的一般进程而言，它应该分三个阶段：开始于纸上，继之于路上，再结束于纸上。

苛刻地说，许多游人只是过客，他们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能够炫耀的只是自己的里程，在地球仪上插遍旗帜，却无法说出对某一个地方丰富而独到的见识，更不可能使自己的万水千山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旅行家就不一样了，他们专注于此，博览群书，必欲穷目的地之所有知识而后已。他们固然对新的旅游路线充满了好奇与探险的激情，同时他们又对某些地区与线路不厌其烦、长年累月盘桓其间，对某些自然景观“上穷碧落下黄泉”，对背后的历史、文化、民俗、艺术等方面有极其精深的研究，最终卓然成家。因此，旅游和旅游文学最高的核心素养应该是研究和研究的美学表达。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旅行家，但如果我们怀揣着旅行家的梦想，那么我们笔下的旅游文字大概会别开生面，让“远方”与“诗”美好相遇。

（摘编自汪政《“远方”入“诗”，需要哪些素养》）

材料二：

一位作家曾指出，某些“伪旅游文学”“一味玩弄文艺和‘鸡汤’，看似为一些读者创造了宣泄情绪的出口，但经不起现实旅行的考验和挑战。因为，一颗说走就走却自我膨胀的心，往往会让旅途最终不尽如人意，用浪漫元素包装出的远方，刷的只是自我存在感，眼前所见也注定偏狭”。对这样的旅行文学图书，作为热爱旅行的读者，肯定用脚投票，不会买账。读者希望看到的，是能够表达真实自然情怀和自我探险精神的旅行文学。

今天的时代，正像有人所说：我们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中，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冒险精神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总之，一些我们期待的生活方式的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这正是我们处于的时代的精神生活情形，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正在消弭，旅游或旅行变得日益抽象化、疏离化。旅行的便捷，削减了单纯的风景描写和历史介绍的吸引力。人们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欣赏全球美景，再没有哪里是神秘的。同时，文学中的“旅行的意义”正在被消解。

（摘编自袁跃兴《旅游文学，远方别走偏》）

材料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古代的许由、孤竹是提倡旅游的人物。承传下来，在祖国的大地上就突出了辉映世界的山川名胜，古今壮观。如果从旅游文学的角度考察，优良传统的形成有着悠远的纪录：从东西晋、南北朝以迄宋元明清，历代都出现了优美杰出的作品。追溯起来，我们可读到陶渊明、王羲之、郦道元、柳宗元、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以至袁宏道、张岱……都以名文传世。他们以文学修养之笔备尽写景抒情之能事。《兰亭集序》《岳阳楼记》两文传诵千载，王羲之抒发的人文哲理，范仲淹描写洞庭湖及其政治家以民生家国为念的襟怀感人至深。不论思想感情还是文学技巧，都是优良的例证。

但是旅游文学在历史上却有诸多分别。古人出游，即使因交通险阻，需负载粮食备用，也不能阻止他们寻幽探险的意趣。多数骚人墨客谪迁之士，则重于抒写怀抱。另一种旅游见于考证地域风俗文献，各成一家之言，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也具有文学的特点，尤其《水经注》描述三峡奇险风光之深沉幽静，以清丽的散文纪录，成为传世的名篇。

（摘编自曾敏之《豆棚闲话：谈旅游文学》）

材料一：

主持人：樊老师，您领导敦煌研究院运用了最新的技术手段“数字敦煌”，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数字敦煌”的情况及其价值？

樊锦诗：说来话长。莫高窟是润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组成的综合艺术体，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处文化遗产，这处遗产连续建了100，可是1000年之后，大约有500年没人保护，因此变得破败不堪。1978年，我分管保护工作，着手建档案，这个过程中我看了些老照片。1908年的照片跟1978年的相比，同样的地方，洞的变化极大，我很受震动。莫高窟里的壁画与彩塑是用土、泥巴、木头、草料及颜料制成的。莫高窟的文物价值很高，材料却十分脆弱，所以保护工作特别重要。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其实很复杂。首先要保护实物。我们先是设法引进各种专业人才，同时建了简单的实验室并添置各种仪器设备。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从抢救性保护逐步发展到科学性保护。所谓科学性保护，就是把文物的材料通通分析一遍。它为什么有“病”？它的机理是什么？退化原因是什么？然后再选择用什么材料去保护。

还有，我们不能有了“病”才治，要以预防为主，这就需要很多仪器来监测。比如，在洞里设传感器监测温度、相对湿度、二氧化碳和不好的微生物。另外还有自然环境。万一发洪水会怎样？崖体有没有裂缝？有裂缝的会不会坍塌？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监测数据去分析洞窟有没有恶化，有没有变化，要防患于未然，这就是预防性保护。

但不管是预防性保护还是科学性保护，都只能延缓史物的衰退，延长它的寿命，改变不了它最终会完全衰竭的命运。因为这些洞窟处在西北恶劣的大自然环境中，它不可能永远保存下去。洞窟总有一天会消失，我们要把洞窟的信息永远保存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去研究它。只要洞窟的信息在，我研究不出来，别人可以接着研究，而且可以永远研究下去，事实上，我们前前后后用了20年，制定了不可移动文物的标准、程序要求，才做出了合格、高清、既不变形也不变色的数字档案。

数字化对我们的保护工作很有用。比如，过去临摹一幅壁画，把线条幕出来，起稿要占一半多的时间。现在只需提供相关数据，电脑马上就摹出来了，这就省了一半的工作。我们也把数据传到网络上，全球都可以在线看到莫高窟。

数字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展示。敦煌莫高窟的名声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大家都来看，洞窟是承受不住的。人进洞以后呼出的气体会给壁画带来损害，这种损害是肉眼看不见的。要保护，也要发展旅游。二者怎么平衡呢？我们不是已经做了数字化了吗？我们把它做成电影性质的数字资源，把实地参观变成影视展现，我开玩笑说这叫“引蛇出洞”，就是我们把洞里的文物放在洞外头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数字化。

“数字敦煌”实现后，莫高窟的参观模式也变了。我们用了10年，一个洞一个洞地考察研究：哪些能开，哪些不能开，最低限度多少平方米进多少人，一天最大的游客承载量是多少。研究清楚了，才能真正科学地实现总量控制。我们还实行网上预约，通过多种方式合理管控参观人数。这样一来，旅游和保护的平衡初见成效，那些令我寝食难安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既满足了游客的需要，也实现了文物保护，达到了文物保护与游客需求的平衡和双赢。

（摘编自凤凰传媒专访《为敦煌续史留史：樊锦诗与百年敦煌学》）

材料二：

利用现代计算机数字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可以更精准地采集文物的数字信息，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数字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处理等，构建出文物的数字模型等来实现对文物最原始的信息保存。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方法，数字化保护是安全和长久地保护珍稀文物的另一种有效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文物数字化保护是为传统文物保护提供原始依据，为其修复方案的设计与确定提供决策服务，同时在文物展览方面也可达到让人惊喜的展陈效果。

在文物的文化传播宣传功能方面，文物数字化保护相对于传统文物保护，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其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强大的辐射效应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文物历史文化传遍世界。同时，文物数字化还可以把文物更深层的内涵展现出来，使公众可以得到更精深的文物文化知识。而数字信息的网络传播及现代软件技术的应用使社会公众愿意主动了解、认识和探索文物，激发和培养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公众保护文物的行动力。

传统的文物保护，比如文物实物修复、文化遗址复原与重建，需要耗费大量木材、石材等自然资源，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有一定的破坏和浪费。而文物数字化保护虽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但通过数字技术来修复、复原文物，不用消耗林木、石材等自然环保资源，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使用方式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资源利用发展的方向。

（摘编自张宝圣《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思考》）

材料一：

今天，很多人的一天可能是这样度过的：在手机上一键下单点早餐外卖，扫二维码骑共享单车上班；工作时，打开在线办公APP与同事远程会议，午休时在电商平台购置生活所需；回家后，语音呼叫打开电视，进行影视点播……当一大批数字技术应用走进现实，无需刻意感受，数字经济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小康生活的生动注脚。

日益便捷的数字化生活背后，是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名义增长15.6%，占GDP比重达到36.2%。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突破，智能化新生产方式加快到来，平台化产业新生态迅速崛起，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正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全面小康的脚步不断加快。

（摘自《数字经济打开发展空间——从生活变化感受全面小康》，有删改）

材料二：

疫情冲击之下，在线医疗、教育直播、远程办公等新兴数字化业态迅速爆发，有效支持抗疫复工复学等开展，对经济重建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显示，那些积极开展数字化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将数字化从过去的备选、辅助手段，转变为首选、主要手段，更有效获得了自救与恢复。“数字优先”，已成为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必选之道。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正迎来央地政策新一轮部署。相关部门将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推进5G大规模商用，以持续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地方版施工图也密集出炉。9月7日，北京发布促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的相关政策，致力于将北京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省，也于8日提出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近一个月来，广东、海南、上海等地明确数字经济相关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

（摘自《“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怎么看？怎么办？》，有删改）

材料三：

材料四：

联合国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尽管跨国性数字经济巨头企业发展迅速，但全球目前仍处于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互联网连接不足的国家与高度数字化的国家之间差距趋于扩大。在我国，非网民规模仍有5.41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62.8%。这意味着，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仍需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普及率，在拓展“互联网”应用中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让人们共享数字技术的红利。换个角度看，数字经济向基层、向农村延伸，正是在打开“下沉市场”的广阔空间，展现着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数字经济既要壮大电子商务、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业，也要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出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远程医疗等数字化产业新业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站上数字化高地。例如，经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一家企业的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10%以上，能源利用率提高20%以上，企业的竞争力大为提升。只有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互为依托、齐头并进，才能真正驱动产业跃向高层次、经济迈向高质量。

（摘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