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害怕。它不怕把它团团围住的兴奋的小孩，而是十分镇定地接受着加州夏日烈阳的炙烤。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是能说得通的，因为它就生活在既安全又轻松的环境中。巴巴是一只肚皮雪白的穿山甲，这种惹人喜爱的动物约莫一只小猫那么大。它脸颊边缘的一圈毛好似山羊胡，粉色的脸颊下方是一截尖尖的、没有牙齿的口鼻——十分适合吸食蚂蚁和白蚁。它最具特色的是覆满头、身、四肢和尾巴的鳞片，这些浅橙色的鳞片层层叠叠，形成了一件防御力极强的外套。构成这些鳞片的成分和你的指甲一样，都是角蛋白。巴巴是圣迭戈动物园的形象大使，它性格温顺，训练得当，能参与各类公众活动。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常常把巴巴带到福利院、儿童医院等地方，为患病的孩子带去快乐，并向他们普及关于各类珍稀动物的科学知识。

此时，罗布•奈特正用棉签轻轻擦拭它的脸部边缘，奈特是一名研究微观生命的学者，他研究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特别着迷存在于动物体内或体表的微生物。开展研究前，他首先得收集它们，收集蝴蝶的人会用网兜和罐子，奈特的工具则是棉签。他把棉签伸进巴巴的鼻孔，仅仅转上几秒钟，就足以让白色棉签头上沾满来自穿山甲体内的微生物。巴巴不仅是一只穿山甲，也是一个携带丰富微生物的聚合体：一些微生物生活在它的体内，绝大多数分布在肠道内，还有一些附着在它的脸部、肚子、爪子和鳞片表面。其实人类身上也寄宿着微生物，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一样——唯一的例外，是科学家在实验室无菌环境下极其小心地培育出来的极少数动物。我们身上仿佛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微生物展览，展品统称为微生物组。它们生活在我们的皮肤表面、身体内部，甚至是细胞内部。其中大部分是细菌，也有一些是其他的微小生命体，例如真菌（比如酵母菌）和古菌——后者的身份至今保持神秘，还有数量多到难以估量的病毒。

海绵是结构很简单的动物，其静态的身体从来不超过几个细胞那么厚，即使如此，它们的周围也寄宿着活跃的微生物。有时候，通过显微镜都几乎看不到海绵的本体，因为它的上面覆满了微生物。北极熊漫步在北极的冰原之上，举目四周除了冰块别无其他，可实际上，它们身上仍紧紧簇拥着微生物。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登上月球时，他们踏出的一小步既是人类的一大步，也是微生物的一大步。奥逊•威尔斯曾经说过：“我们孤独地出生，孤独地活着，又孤独地死去。”这句话并不正确。纵使我们“孑然一身”，也绝对不孤独，我们与许多生命体共同生活在一起。一些动物在还是未受精的卵子时就被微生物占据并在其中繁衍，还有一些动物在出生的那一瞬间就有了伙伴。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微生物从未缺席：我们吃东西时，它们也吃；我们旅行时，它们也结伴而行；我们死后，它们消化我们。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人体都自成一个动物园。

我们观察白蚁、海绵时，也相当于在观察自身。它们身上的微生物或许与我们不同，但是都遵循相同的生存规律。珊瑚礁里的微生物因为经历污染和过度捕捞而变得杀气腾腾，人类肠道中的菌群在不健康的食物或抗生素的侵袭下也会让人发生奔涌的腹泻。老鼠肠道中的微生物会左右它们的行为，而我们自己肠道内的伙伴也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大脑。没有一个物种独自生存着，所有生命都居于布满微生物的环境之中，持久地往来、互动。微生物也会在动物之间迁移，在人体与土地、水、空气、建筑以及周围的环境之间跋涉，它们使我们彼此相连，也使我们与世界相连。

我们在观察父母与朋友时，看到的都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个体：由一颗独立的大脑指导行为，通过基因组调控生命活动。但这只是一个便于理解的假想系统。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军团，从来都是“我们”，而不是“我”。忘记奥逊•威尔斯口中的“孤独”吧，请听从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摘编自埃德•扬《我包罗万象》，郑李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有着丰富的礼仪文化资源，同时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周易·系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敬天礼地、体现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包蕴礼义核心的礼仪文化。《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强调礼仪文化依循三大伦理原则，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这三者是“礼”的核心内涵，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

当代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相应的礼仪，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即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而不是上下尊卑的严格等级区分；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牧民”统治。以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家庭、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底色，又体现了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传统礼仪以什么形式与当代社会对接，转化创新，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也是值得思考的。

以人情社交礼俗为例，乡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民之间形成特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守望相助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在宋人的《蓝田乡约》中有精准表述，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情礼俗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化趋向淡化，但红白喜事中的人情互惠传统在城乡特别是广大乡村仍然普遍存在，许多华人华侨对故乡的情感性投资与工业商贸项目引入也促进了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民俗传统在民间社会传承延续，民间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当然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互相攀比或因人情干预社会公正的弊端，所以，我们要重视以人情社交礼俗传统为基础，融合现代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精神，增进家庭、村落、社区的亲密关系，特别是让远离故乡的新城市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礼仪传统的现代转化，如传统节日的社区成员聚会、邻里间相互关爱等，在城市住宅区重新获得家园感。

在国家重大政治生活领域与重大节庆场合，传承与弘扬传统礼仪文化，还可以有效地展示社会政治伦理，汇聚民心，树立国家文明形象。《荀子·礼论》云，“礼，以顺人心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国家公共生活中礼仪礼典建设，任职宣誓仪式，元旦新年、春节新年的致辞庆贺仪礼，先烈纪念日的礼敬仪式，清明祭扫英烈活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医护工作者与感染者失去宝贵生命，国家在清明节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这一顺人心合人情的仪式的举行，不仅为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精神与情感助力，而且提升了我国的国家文明形象。“礼序乾坤，乐和天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都是盛大庄严的，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由此可见，礼仪文化对于构建现代国家文明具有重大价值与特别意义。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国度，丰厚的礼仪文化理论积累与历代传承的礼仪实践，构成了礼仪之邦的文化表征，通过融合与转化，礼仪也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优秀的礼仪文化具有夯实中国文明与温润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文化基础。

（摘编自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往往是狭义的，即指“优美”，其实美的内涵还应包括“崇高”。“崇高”与“优美”不同，“优美”通常是以形式取胜，以其精巧、明丽、和谐形态顺应人的主观目的，直接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类似“受到奉承而顺从”的爱悦感，并借此培育人们“爱”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犷、雄伟、深邃的形态显现，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壮举、伟人、伟业等。它给予人的主要是心灵的震撼而非感觉的快适，所以康德认为“美在形式”而“崇高则无形式”。

崇高感的产生总是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初始，对象的气势和精神的强大让人感到个人存在的渺小，给人以威胁、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滞之感，但却能历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继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张力，促使人奋发图强，化恐惧感为敬畏感以及对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驱使人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写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巍峨磅礴的气势，激发起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愿望。所以古罗马思想家如朗吉纳斯等特别强调“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生命的大会场里，不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动物，而是在人类心灵里注入对于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它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耸立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是为什么生在这世间的”，“就会把绝对的伟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让人们在感知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识，通过拓展情怀、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们的精神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一切“事业、行动、风度、学术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这种崇高的情感培育在当今这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来看，矛盾的双方都处于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立国安邦方面所承担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生存压力而丧失对自身社会使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而崇高教育恰好能呼唤这种责任。以往，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认为崇高与优美虽然形态不同，但却是互补的，“崇高使人感动，美则使人迷恋”，“崇高的性质激发人的尊敬，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针对当时由商业文明造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风，他又特别强调“没有崇高，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完成”。

（选自王元骧《美的理想不容矮化》，有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