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思索·联系实际

王瑶

①有的人读的书也不算少，如鲁迅所说，他们“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读书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全盘接受状态；后者则存在着“有色眼镜”的偏见，他只能接受那些与他的利益和偏见一致的东西。这样的态度最多只能做书籍的“俘虏”，是无法从中真正得到益处的。

②鲁迅强调“自己思索”，不能把自己变成“书橱”；如果“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就无异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就会导致思想的“硬化”，使读书的效果走向反面。思索并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内心反省活功，它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还必须同时“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这也就是联系实际，因此他强调“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来不盲从书本，而是把书的内容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索。因此他常常能取精用宏，从常见的书籍中得出人们没有看出的精辟的新意。譬如对于《二十四史》，他□不像传统学者那样把这些所谓正史视为信史，□不是如五四时期某些人把它看成“相斫书”，“独夫的家谱”，□是在同野史和杂说的比较中，在同现实中“古已有之”的许多现象的观察中，经过认真的思考，认为只要善于清除历来史官那种“装腔作势”的涂饰，这些史书是写出了“中国的灵魂”的。他说：“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所以要从书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可靠的知识，就必须能够拨开遮掩月光的密叶，使“碎影”成为普照的清辉。对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他既充分地肯定了如《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杰出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许多旧小说的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瞒”和“骗”的实质。他强调要“睁了眼看”，就是细心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认真思索，看这些文艺作品究竟是否正视和反映了现实和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教益。

③从鲁迅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把“所读的书活起来”了，因此常常能够揭示要害，看出实质。例如历来被认为是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当有的文章宣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泯灭一切忧喜”的“静穆”，并且举出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且说明“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的集子是有目共睹的普通书籍，鲁迅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及时对错误论调给以批驳，就因为他与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的学究们对书的态度不同。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我们首先应该向鲁迅学习。

材料一: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浸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材料二:

大自然靠什么给人以美感呢?它蕴含有许多美的要素，如:对称、和谐、奇巧、虚实、变化、新鲜等等。这些要素我们在人类的精神产品中，如小说、戏剧、绘画、音乐中都可以找到，而在大自然中早就存在，并且更为丰富。这些东西再简化一点就是三样:形状、颜色、声音。形、色、声这三样基本东西经对称、和谐、奇巧等等的变化组合，就出现无穷无尽的美。美的要素在自然中最多，远远多于人为的创造，所以艺术家强调师法自然，国画大师刘海粟就曾十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

客观的景物和人怎样沟通、交流、融合而共同创造一件艺术品呢?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流，通过艺术家的观察，再创造。刘勰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是通过眼睛观察，内心思考，经过一番酝酿吐纳之后才加工出来的。这些要素作用于人，激活人的美感有三个步骤。一是以美形引人，二是以美情感人，三是以美理服人，由形及情及理。我们看到鲜艳的花朵、奇伟的山峰、行云流水，这些美好之物就会被吸引。不论是人还是山水，只要美，人就喜欢。有学者研究发现动物也有趋美厌丑的本能。不过与动物不同，人能将这种美感上升到感情，并形成一种定式，于是相应于景色的明暗便有心情的好坏，物象之异可转化为精神之别。小石潭的凄清，荷塘月色的宁静，范仲淹所谓物悲物喜，这就是意境。

人们不只满足于自然中的“形”向主观的“情”的转化，又进而求理。因为哲理本身的逻辑美，在自然中也能找到相似的形象，它们灵犀一点可相通。如山之沉毅，海之激荡，云之多变等，人们从美的形、色、声中不但可以悟到美好的情感，达到美好的意境，还能悟出一种哲理的美，逻辑的美。周敦颐见莲花就悟出“出淤泥而不染”的做人之理;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讲做学问的理。又像练气功常说的精、气、神，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在散文写作上就是美的三个层次:描写美、意境美、哲理美。

(选自梁衡《山水为何有美感》，有删改)

材料三:

有些理论家和艺术家力主用联想来解释审美体验，并不认为有什么纯粹的音乐、绘画、舞蹈等。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琵琶女所弹的声音，就是用各种联想的意象来描写来表现的，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理论家根据这样一些事例，认为人们喜爱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愉悦，并不是因为欣赏声音本身的和谐等，而是因为音乐能唤起视觉或听觉的意象(即联想)。然而，也另有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认为，审美体验不但与联想无关，而且联想还会妨碍审美体验。在他们看来，自然和艺术的美都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欣赏者不能靠题材唤起的联想来获得美感。反之，只能在摒弃联想的情况下，靠对艺术形式的直观以获取美感。要是在欣赏这些艺术时产生联想，那恰好是走出了艺术境界，进入了实用境界，审美体验就丧失殆尽。他们认为，在审美体验中，只有让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一个独立的意象上面凝神于一，不左顾右盼，才能沉醉于审美的愉悦之中。而联想则使欣赏者精神不集中，从而导致意识由审美对象向非审美对象的转换，所以联想是妨碍审美体验的。

联想究竟是有助于审美体验还是妨碍审美体验呢?我以为应该从以下两点来把握它：

第一，应该把审美联想和非审美联想区别开来。非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这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杂乱的、不定向的联想。英国美学家布洛称这种联想为“非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实用情感与审美对象所展示的情境不相融合，从而与审美无关。譬如:当我们心中想到船时，便想到它航行的海，想到海便想到风暴等等。尽管这种联想是对一种接近事物的联想，人们是容易理解的，但它没有定向性，没有主旨，不能构成审美的情境，因而是与审美无关的非审美性联想。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控制联想，它的最大特点是联想时所展示的情境的定向性和整体性。按一定的情致、具有定向选择、沉入整体情境的联想就是审美联想。审美联想是人的心灵自由的一种表现，它给人带来美感的愉悦。布洛称审美联想为“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情感与审美对象本身的情感是相融化的，不是隔离、孤立的。由此看来，笼统地说联想可以解释审美体验是不对的，只有审美联想才与审美体验相关，只有用审美联想才能解释审美体验。

第二，应该考虑到美有“依存美”和“纯粹美”的区别。“纯粹美”就是重形式的美，某些艺术品种，由于社会历史等各种原因，内容已淡化，人们直接感知到的仅是线、形、色、光、声、质等媒介及其组合方式，如图案画、花边装饰、建筑、陶瓷造型等等，就是以形式感取胜的“纯粹美”，对于这些艺术品的欣赏，只能靠艺术直觉，而不能靠审美联想。要是运用联想，就会离开特定的艺术世界，审美体验也就立刻消失了。与审美联想相契合的往往是“依存美”。所谓“依存美”就是重内容的美，像小说、戏剧、散文和古典诗歌等等，人们欣赏这类艺术品，就不能不借助审美联想，只有在审美联想中，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和形象体系，才能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呈现出来，而欣赏者也才能沉入艺术世界，并获得审美愉悦。审美联想是审美活动中实际存在的、不可缺少的。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31日，全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5.8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亿元，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的防控资金达到1169亿元，用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为1030亿元，再加上各行各业在停工停产期间的损失，已经超过1万亿元。一季度，我国GDP为20650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8%，其降幅创多年之最。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消费者对企业经营利润、就业形势和收入增长预期的悲观可能导致消费者（特别是中老年人）信心不足，从而降低支出和增加预防性储蓄。预期消费的下降对于经济复苏和提振显然有不利影响。

（摘编自毕马威《中国提振消费可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双管齐下》）

材料二：

杭州3月27日消费券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周消费增加值及拉动效应

注：拉动效应即1元消费券带动的消费增长。

3月27日-4月20日杭州消费券发送形式

（资料来源：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城市数字消费券的应用与效果研究》）

1999年，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政府为提振经济刺激消费开始在地方政府层面发放名为“地域振兴券”的消费券。这笔资金由日本中央政府提供，发放对象和金额为家中有15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每位儿童可领2万日元券，65岁以上的不缴纳住民税的老人每人可领取2万日元券。该消费券可以在大多数超市、小商铺、酒店使用。明确禁止使用的范围是偿还银行贷款、购买股票、缴纳水费电费煤气费等公共费用、缴纳税金等。据日本政府于当年8月公布的《地域振兴券激励消费效果》报告，此次消费券带动新增消费2025亿元，

占被使用消费券总额约32%，占当时日本全国GDP的0.04%，以及全国个人消费比重的0.1%。2009年受国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再次出台提振消费举措，这次选择了向全体国民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每人发放1.2万日元，18岁以下和65岁以上则是每人2万日元。这次发放现金所带动的新增消费与发放消费券几乎一样为其总额的32%左右。本次疫情冲击下，日本先是宣布将为低收入家庭每家发放30万日元现金，后来又撤回了该政策，改为全体国人每人发放10万日元。

（摘编自韩生江《消费券在日本的使用效果》）

如此大规模使用消费券提振经济在我国尚属首次。从已经发放消费券省市的实践看，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好成效，得益于各地在发放消费券时注重科学施策，特别是做到了精准发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电子支付平台发放，既节约成本，缩短链条，又保证了可追溯，兼顾便捷与公平公正；二是划定使用领域和使用时间，更好地与需求匹配。

当然，消费券对市场的刺激固然速效，但作用毕竟有限。有些行业市场在短期刺激下相对容易被激活，但有些市场则不是通过消费券就可以简单撬动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真正发挥消费券提振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要掌握好度。一方面，发放消费券需考虑财政承受能力，避免过度透支；一方面，要抓好消费券发放和使用监管，避免职业“海羊毛”、刷单、黄牛等违反市场秩序的行为，保证“券”尽其用。在具体执行时，我们建议采取“双层”消费刺激方案。首先，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因疫情失业的群体发放1000元用于消费的现金券，对湖北省就业人口和因疫情失业人口全员发放消费券。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放核销额为5000亿元的消费券，由国家统筹，可以让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探索“一城一策”。

（摘编自胡立彪《发放消费券要科学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