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国人有意识地译介域外文学，不过百余年历史。以何种语言对应域外的作品，是让几代译者费心的事情。

林纾选择的是古文，他对于汉唐文章的推崇，使翻译多了古朴的元素。钱锺书说，林纾虽然是古文家，但在转化外来辞章时，不得不有些变通，文言、俗语也不时出现，也非纯正的古文了。恪守旧的思路，不易打通文本间的隔膜，要表明真意，不得不放开手脚。于是古文章的套路就渐渐松懈，雅中有俗也不可避免。

周氏兄弟的翻译，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最初的翻译，受章太炎的影响，用的是六朝之前的古文，因为佶屈聱牙，读懂其意者甚少。过分看重古文与文言，其实破坏了审美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他们不久就意识到文体的选择，也关乎作品的成败，后来逐渐杂以口语和俗语，所译的小说也渐渐被世人接受了。

文言与俗语，看似势不两立，实则也有结合的可能。用文言写作与翻译，能提高读者的智性，续写文学的美质。而俗语则更接近大众，使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不少翻译家对于文言与俗语的关系，有深厚的理解。比如钱稻孙翻译但丁《神曲》，就意识到那文字如何引入意大利的俗语，与拉丁语这种“雅言”有了区别。但丁的写作丰富了母语，他从“雅言”那里出来，以俗语调适着词章，变为后来的新雅言。

翻译的过程，乃是与异质的时空对话的过程，词语的陌生化表达，才是一种功力。信达雅固然甚好，但硬译能改变阅读的习惯，对于思维的突围性的培养多有帮助。周氏兄弟后来的翻译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以直译的方式，撕裂了母语的表达，给汉语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周氏兄弟那里，因为意识到中外文法不同，必须选择克服汉语局限的办法，于是注重的是句子与句子间的呼应，在词语的轻重、急缓里增加修辞的内涵，这给表达带来了生机。新一代学人除了流布思想的愿望深埋其间，还有创造新语言的冲动。刘半农在《译者导言》里承认，自己翻译的诗歌参考了佛经翻译的经验，直译中形成了新的文体。严家贞称这是“被翻译逼出来的新文体”，其中雅俗之间的关系得以调适。“新文体”后来被人们称为“语体文”。

由翻译引起的文言与俗语之辨，以及“语体文”的确立，使汉语书写在磨合里走了一条新路。但后来的变化出人意料，三十年代后，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文言的元素无声地淡出，“语体文”的表现不免失衡。我们看蒋光慈、胡也频等人的写作，苏联译本的影子深深，那些辞章里多了意识形态的影子。这时候，在流行的文学里，词语背后的历史感弱化，“语体文”开始有了翻译腔，未能保持古老汉语的质感。翻译文体脱离母语的根，导致了表达的平庸。直到八十年代，翻译腔依然在文坛盛行，当代许多走红的作家，都是在翻译腔中长大的，作品的辞章之美颇为稀少。王小波曾感叹傅雷、穆旦的译文之美，其实是对于当时流行的翻译文体的揶揄，翻译也是创造，有时乃是写作风气的引领者。从鸠摩罗什、玄奘到鲁迅、穆旦，已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劳作使汉语多了流动性和暗示性，智性也得以生长。不过遗憾的是，今天的翻译家与小说家，对于译介之道中的文之道，大多不太注意了。

（摘编自孙郁《译介之道与文之道》）

材料二：

翻译腔对汉语美感的伤害很大。首先，汉语被固定化了。汉语本是非形态语言，在文章圣手的笔下，汉字如同琴键，在出色钢琴家的指端，可以做到信手一拂，玉音铮铮，千变万化，动心悦耳。这是由于汉字组句的灵活；但是“翻译腔”中各种附加成分一起套在句子里，语序平直，千篇一律，句子一下子就笨重、刻板。其次，汉语被稀释了。汉语贵在凝练有力，意义密集，节奏紧凑，排列整齐，声韵美妙。而“翻译腔”句子超长，意义单一、限定，节奏松垮，排列七零八落，音韵之美更是无从提起。再次，汉语被抽象化了。汉语有具象性，字词本身多取自具体事物及其特点，人们说话写作也爱用多重形象来表达，故而汉语充满了隐喻性和多义性，含蓄蕴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说，由于翻译腔的作用，汉语正在变成一种二流的、模仿性的语言，正在失去个性，失去感情和神采。

学者思果先生曾故意用“翻译体”将《红楼梦》加以改写：“在看到她吐在地上的一口鲜血后，袭人就有了一种半截都冷了的感觉，当她想着往日常听人家说，一个年轻人如果吐血，他的年月就不保了，以及纵然活了一个较长的生命，她也终是一个废人的时候，她不觉就全灰了她的后来争荣夸耀的一种雄心了。”

余光中附议说：“这样作践《红楼梦》，使人笑完了之后，立刻又陷入深沉的悲哀。这种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译文体，如果不能及时遏止，总有一天会喧宾夺主。到那时，中国的文坛恐怕就没有一寸净土了。”

（摘编自陈德彰《漫谈翻译腔》）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是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