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 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

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

移动游戏一般是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安装的游戏，这是相对于台式电脑说的。我国移动游戏行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期，市场表现为以单机游戏为主，手机游戏主要由手机生产商直接提供.游戏画面效果粗糙,第二阶段为萌芽期，表现为在智能触屏手机及新操作系统的头起下。移动游戏商业模式进入应用商店模式，游戏产品逐渐丰富，卡牌游戏、青乐节奏游戏等开始陆续出现:第三阶段为快速增长期，表现为4G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移动支付产业日渐完善，游戏产品数量爆发式增长,行业分工日益明确并逐步形成由研发、发行、渠道构成的产业键，同时游戏开始出口至海外市场。

(摘编自中国报告网《近年来移动游戏行业发展概况》)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最分析》)

2016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819.2亿元,2017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同比增长49.8%,达到561.4亿元。移动游戏行业增速较高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行业精品大作持续推出，另一方面由于用户付费意愿和能力提升带助行业景气度提升。

本次榜单对策略类、动作冒险类、飞行射击类、角色扮演类、体育竞速类、休闲益智类、养成经营类以及桌游棋牌类等八类移动游戏进行综合排名。腾讯与同易游戏是市场上领先的游戏发行商,在各类排行榜上均有腾讯发行的游戏,而角色扮演类游戏排名前十中网易发行的游戏则占了一半。

(摘编自《2017上半年中国移动游戏排行榜》,2017年7月艾媒报告)

有人在一篇返乡见闻中写道:“除了睡觉，哪怕吃饭、上厕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横着手机。聊起游戏，他们不由眉飞色舞;谈起别的，则表示兴趣全无，甚至压根不答话。”在一些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相伴,更没有父母约束，更容易沉迷于手机游戏中。如今,手机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标配”。由于手机游戏更为隐蔽，让学校和家长失去了对孩子使用网络的掌控能力。

游戏玩家的低龄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些游戏在设计中毫无顾忌地充斥着拜金主义。色情、暴力等内容,沉迷游戏的青少年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青少年容易受到一些血腥暴力游戏的影响，产生认知混乱、道德偏差甚至诱发犯罪行为,漠视自我和他人生命的意义。主管部门要明确和落实游戏企业主体责任,建议尽快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比如按年龄段(6岁以上.12岁以上,18岁以上和全年龄段)和内容性质(价值导向、健康程度、时间限制、对抗程度等)进行细分，确定不同游戏的适用人群。

专家建议，学校、社区或监护人，要多关注青少年，让他们参加一些集体活动，让他们发现还有更多比手游更有趣的东西。疏导和防范需要结合起来，转移兴趣与注意力。参与户外运动与各种兴趣拓展，让孩子减少玩游戏的时间。

(根据2018年3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让孩子发现比手游更有趣的东西》和2018年4月25日光明8报《呼盱家长配合学校预防孩子沉迷网络)整理)

材料一：

中国在全功能接入互联网这短短的25周年，从零开始，发展成为互联网大国。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6.33亿；2018年，移动支付规模达277.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1/3，居全球第二位……中国互联网未来的广阔空间，来自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来自5G、IPv6、卫星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加速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迭代升级；更加来自适合企业生长的互联网土壤，在更高水平技术基础上，将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互联网企业，打开中国互联网更加广阔的空间。

（摘编自马常艳《下个25年，中国互联网更加值得期待》，中国经济网2019年10月24日）

材料二：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我国互联网企业发展既面临全球技术创新加速颠覆变革的新挑战，也面临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新机遇。互联网企业如何在数字产业化的浪潮下更好地把握机遇，寻找新动力，走出一条产业化转型的新道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我国拥有全球最繁荣的互联网应用市场，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体量用户、充足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这些优势转移到产业侧，将对企业的产品设计优化、产业链金融等方面产生影响，给传统产业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多的资金，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面向社会化生产的资源配置与协同，由外至内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互联网企业更好地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市场监管，在服务标准、数据安全等领域加快出台相关政策，保护用户权益，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吴晓卿《互联网企业产业化转型路向何方?》，《人民邮电报》2019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材料四：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各种意识形态表现和争夺的重要“战场”，直接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人民的信仰。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高度重视，主动承担起监管责任，把互联网建设成中国人民的精神高地和信仰圣地。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引导、扶持和奖励互联网安全技术企业开发和创造有利于检测和监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先进技术，使其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意识形态安全隐患，使人民群众在互联网中感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安全，不断增强人民使用互联网时的安全感。

（摘编自王让新《努力建设“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互联网》，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