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山水画经历了北宋（主要是前朝）、南宋、元这样三个里程，呈现出彼此不同的三种面貌和意境。

“无我之境”中的“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对象，终于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从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经常也就更为宽泛、广阔、多义而丰富。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这种优美的“无我之境”。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画的“无我之境”由于根本没有语词，就比上述陶诗还要宽泛。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仝的《大岭晴云》，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以及巨然、燕文贵、许道宁等等，都客观地整体地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念、含义和情感，从而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马远、夏珪等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我们就会发现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它不再像前一时期那样宽泛多义，而是要求得更具体和更分化了。尽管标题可以基本相同，由画面展示出来的情调诗意却并不完全一样。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了。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观念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

上述第二种意境可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自然景物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不能不尽”的主观心意罢了。“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当然是标准的“有我之境”了，它开拓了宋元山水画中的第三种意境。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美学着重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感悟，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人生美学”。它不以对美与艺术的本质的追问为目标，不着力于以分析式、思辨式地抽象解释“美”为起点去建构一个关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对人生意义、价值、“味道”的反复体验、领悟中去把握有关审美与艺术的问题，并在人生实践中融入美与诗。从而，这种人生美学就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乐生与游世。

②李泽厚先生称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乐”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特征，也是中国美学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论语》中孔子的言行就深刻体现了“乐”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首先是对生活的珍视和享受。《论语》记载的孔子是个非常讲究生活的人，吃饭、穿衣、睡觉、上朝都有一定之规，很是考究。“色恶，不食。臭恶，不食。”从这些习惯中，可以看到很“科学”的一面：食物腐坏，颜色不正，味道发臭，自然不可以食用。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将人生审美化，即通过对具体生活过程和细节的重视去品味和体察人生的真谛，从中得到巨大愉悦与精神升华。他欣赏音乐能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八个字奠定了中国美学欢乐不逾分、悲哀不过度的“中和”标准和美学特征，使中国人不爱走极端，善于克己。

③经过宋明理学的阐释，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基本上被伦理化、道德化了。朱熹把“吾与点”解释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阙”。其实“曾点气象”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是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暂时疏离还原人的本真性情，并使人直接面对自然，从而以一种无遮碍文化视野的态度和状态去体会宇宙自然的生命精神，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过程。因此，它既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抽离，也是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审美升华。这正是当今所需要的。有了“乐”的人生态度，平淡的生活才可以被审美地“点化”，人生才能变得“有味道”“有意味”“有意思”，也才更值得人去活。

④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学说，最初都是一种鲜活明亮的人生哲学。陈鼓应先生曾说，庄子哲学对于人生既非出世，亦非厌世，而是一种“游世”。庄子时代，战乱频繁，人命如蝼蚁，朝不保夕。这种“游世”，其实是在探寻人如何在一个生命危如晨露的时代生存下去，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前提下，寻出一点活着的“味道”与“意义”来。这是混乱动荡时代无可奈何之际的一种选择，但就美学意义而言，庄子于儒家之外，在中国美学史上确立了另一条人生美学的路径，即通过齐物我、泯是非、越生死而达到心胸澄明的审美境界，从而超越世俗社会生活与伦理羁绊，实现心灵自由的逍遥游。“逍遥游”是一种审美之游，是真正超越狭隘的功利得失之后所获得的高度愉悦的审美历程。至人、神人、圣人是无己、无名、无功的，他们的自我、名位、功业已化作自然本身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有自我与对象之分。这时，人就是自然，反过来说，自然也就是人。在“无待”的逍遥游中，外在的命运无法控制时，自己的精神境界却可以由自己支配。

（摘编自徐碧辉《“乐生”与“游世”：中国人生美学的两大原型》）

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久经磨难，如今100多年过去，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其中重要的文化精神是儒释道合一，这三家共同特点是顺应自然。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形成，天地人三才中，人类因为有分辨能力具有特殊性，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有能力也应该全面认识自己，通过认识自己在万物中的地位规范自己。中华文化根本特点是自觉和自律。自觉就是认识到人类跟万物不同，成己成物；自律就是要求人类管理好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把这种自觉和自律总结为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早在西周就已经确立，而西方到了近代才破除中世纪神本主义，有了理性智慧的发生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西方政治家、哲学家都在反思西方文化的片面性，提出要建立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要到东方、到中国去寻找。上世纪末，肯•威尔伯对西方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思维模式做了全面反思，认为西方二元思维造成人类的灾难痛苦。“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开始同意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看法：‘现代物理的两个基本论点，反映出东方人的世界观’。”这两个基本论点就是钱学森先生经常提到的系统论和整体论。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在其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进入现代社会，西方重举新人本主义大旗，为的是将人从财富牢笼中解脱出来，成为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伴随科技高速发展，人们更容易被“物”蒙蔽，现代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如生态破坏、沉湎于虚拟世界等等，都在剥夺人们对幸福的感觉。

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即保持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主宰，而是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结合，确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已近20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还在继续调整，但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文化正主动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当前西医在治疗病患中，借鉴中医方法，在标准化、流水化之外，因人因地不同对待。所以，我们要深入发掘、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从基础教育做起，让孩子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选自楼宇烈《重新认识东方智慧》，2018年2月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