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缺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陈建强、韩寒《用书籍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图书馆工作》2017年第1期）

材料三：

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鸣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莱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2017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民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案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史林静《河南许昌：“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2017年11月10日新华网）

朋友圈：重建流动的“熟人社会”

①博客引领风骚三两年就被微博替代，“你微博了吗”一度变成问候语，微博号不仅像电话号码一样在朋友、熟人间流通，还兼容粉丝和陌生人。微信后来居上，成为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它以加友确认的方式与抢占先机的微博群雄割据。微信不仅方便联系，还是有效的公共空间，制造了“熟人社会”共舞的幻象。微信吻合消费时代的需要，它只要举手之劳下载一个软件，快捷、廉价，兼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它的“利”是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它的“害”却是隐蔽无形的，需要批判意识才能察觉。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来源。

②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重要“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

③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撒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④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Party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⑤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

（节选自申霞艳《“微时代”：消逝的闲暇与自由》）

“力学之父”钱伟长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在苏州中学求学之时，钱伟长的父亲病逝，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只能靠叔父（钱穆，著名学者）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刻苦。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他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钱伟长此后伴随一生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原本是要学习历史或者文学，因为这两科他的考分都是满分。钱伟长入学清华大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物理只考了5分的钱伟长也在其中。晚年他回忆，当自己从广播中听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大炮，打也是失败的论调时，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入物理系，要造飞机大炮。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穆并不赞同他的选择，建议他还是继续家学渊源的历史学。钱伟长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顾颉刚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钱穆便不再反对。

为了说服吴有训，他那段时间每天都去吴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吴早上八点到办公室，他六点半就等在门口。最后，吴有训被他的热情感动，决定让钱伟长先到物理系学一年，期末考试物理和高等数学成绩达到70分才可以继续学下去。

这个没有难倒钱伟长。刻苦学习本来就是他的习惯，从清华大学毕业时，钱伟长已经成为物理系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吴有训也非常器重他，还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1956年我国第一次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参与了这个规划制定。钱伟长在自己的计划之中，秉着在当时“国家需要什么就搞什么”的原则，提出五项科学计划：原子能、航天导弹，还有自动化、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这个计划遭到了数学、物理等多个基础学科约400来名知名学者的反对。但钱伟长坚持己见，并最终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计划顺利实施。

为了国家的需要是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原因，也是他留洋求学的初衷。1940年1月，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出发前，四叔钱穆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钱穆，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为国家学习的动力激励着钱伟长，入校第一天他就定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因为他和导师辛吉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被收录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六十岁祝寿文集里。那部文集里，也收录了爱因斯坦的论文，钱伟长一举成名。

两年后，取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受冯·卡门邀请，到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优越。

不过，当钱伟长听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立即决定回国。1946年，钱伟长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机械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其他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那个时候，教师的日子非常清苦，生下两个孩子之后，钱伟长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他一度在当时尚未回国的钱学森的建议下萌生了举家移居美国的念头，他工作过的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一直期望他回去。最终，钱伟长没有离开。

之后一直到1949年的岁月里，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日后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钱伟长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便发端于此。

（摘编自2010年8月《中国周刊》，作者邓艳玲）

①一次，钱伟长应邀给国内大学生讲有关学习问题时说：“世界上没有天才，人的所有才能都是后天获得的，学习就要勤奋刻苦”；他诚恳地告诉同学：“大学毕业后，我也没停止过学习……我现在每天学习时间还比你们多，我每天晚上八点开始，这是我的学习时间，不到凌晨两点我是不停止学习的……”钱伟长“活到老，学到老”，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6岁学电池学，64岁学计算机。（摘自百度《钱伟长的故事》）

②钱伟长有思想、很独立，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科技体制照搬苏联时，钱伟长勇敢的站出来反对，并不惜用政治生命与之抗争。钱伟长妻子名叫孔祥瑛，是清华中文系的才女，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建国后，钱伟长又被错划成“右派”，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妻子孔祥瑛在“文革”动乱中同样受苦受难，但他们始终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最落魄不堪的日子。这对世纪恋人共同携手走过了61年的风雨岁月，不离不弃。（摘自《武林军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