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因何而伟大

李建军

对托尔斯泰而言，艺术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现实中的人而存在的，所以，它天然地有着“功利主义”的性质——只有对生活有效用，只有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情感的有效手段，它才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他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的“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事实上，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显著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或者，就放在自己身上，只满足于对肉体快感的叙写和阴暗情绪的宣泄。在那些褊狭、平庸的作家看来，文学与他人是没有关系的，与政治是没有关系的，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与苦难的历史、沉重的现实、茫远的未来，都是没有关系的，总之，文学只为“文学”本身而存在。

文学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作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他把写作当作帮助人们摆脱苦难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著地探寻生活的意义。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文学的这些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常常被当作一种陈腐的教条和失效的纪律。

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仅仅为自己写作；为真理而写作，而不是单单为荣利写作；敢于对抗邪恶，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勇于直面苦难，而不是视若无睹；充满拯救不幸者的焦虑；而不是陶醉于掉臂而游的逍遥——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俄罗斯文学显得伟大和高贵的根本原因。

对比起来看，中国文学则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章被视为“经国之大业”，诗歌则被当作“观风俗”的镜子和“正得失”的手段。我们的文学被夸大了政治作用，写文章的人反倒失去了自由感和余裕心，而统治者则因为多疑和恐惧，常常通过“文字狱”等手段，在控制写作者的灵魂，长此以往，很多作家便恂恂然如辕下驹，完全失掉了灵气、朝气。然而，大地上总有巨石压不住的竹笋，总有野火烧不尽的春草。从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与俄罗斯大师一样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优秀作家例——如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经验，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作家和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

对那些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挟的作家来讲，司马迁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方向和出路。只有像太史公和俄罗斯大师那样勇敢地生活，那样无畏地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自己时代的文学显得高贵而伟大。

（有删改）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少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但到了项羽父亲这一代，这个家庭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作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的，叫作籍，也是有字的，叫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的一个楼烦神箭手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把楼烦神箭手吓得连退十几步才回过神来，便急忙逃回营中。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斗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

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官空，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ー门心思地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里，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美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的本色，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有删改)

史学与新闻

记录客观事物，这是记者与史家的基本工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家是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左史、右史，便是史官，凡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及国家大事，都由他们记载下来。汉代以后，人们把这样的记录叫做“起居注”。这在当时是颇类似于“新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起居注”一类的东西称作“新闻”，而是把它们称作历史。记者的出现，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广播产生以后，才有所谓“本报记者”、“本刊记者”等。顾名思义，“记者”就是记录之人也。《左传•僖公七年》云：“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可见，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是有专人记录的。这些人都是史官，也有点像“新闻记者”。古代官府的邸抄也是用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后来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又称“京报”。不过，他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今天，凡重大事情，都有记者采访，然后写成新闻报道，这种工作，这种身份，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古代的史官来。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著《史记》，“不虚襄，不隐恶”，被人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先进与落后，犹如史家能不能秉笔直书一样。反之，如若对新闻报道进行“合理想象”、“逻辑推理”、“艺术加工”、“故意拔高”等，就脱离了客观事实。从本质上来看，这与曲笔作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是正直的记者所不取的。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国君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笔已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兄弟三人先后被杀，四弟继续书“弑”，终于成功。古代如此，近代亦然。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由于坚持披露事实真相，支持民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文革”中，不少记者不愿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们虽然遭到“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却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即便在今天，说真话的记者，也会受到某些人的责难和打击，但这样的记者，人民是会永远铭记他们的。

前人认为是“新闻”的，今天已视为历史资料；今天认为是“新闻”的，后人也将视为历史。这就是新闻与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史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今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节选自马宝珠《史学与新闻：“报纸为现代史记”》，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