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科尔特斯凭借其不足600人的兵力就摧毁了人口数以百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不久，皮萨罗同样不可思议地征服了南美的印加帝国。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基督教的信条以及西班牙人无可否认的技术优势，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印第安人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溃。

在有关这个巨大谜团的解释中，有一项新假说令人茅塞顿开。因为，就在阿兹特克人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墨西哥城并予以重创的那天晚上，“天花”这种传染病开始在城内肆虐，好多人一道死于那个“悲伤之夜”。这场致命的传染病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恰好解释，为什么阿兹特克人没有乘胜追击，完成合围，赢得最后的胜利。

值得关注的，还有这场只杀死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疫病对当时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显，在这场战争中哪--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成问题。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温顺地俯首称臣。这一假说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自然，也就会引发相关问题；西班牙人何以且何时获得了这种免疫力？为什么印第安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对付入侵的西班牙人？只要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随之显现的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中的新领域，即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

世界历史其实已经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事例，比如14世纪的黑死病，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但在传统史学中它们很少受到关注，渐渐地，那些人类与疫病惨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没于时间隧道中，以致事件发生的规模与意义都很容易被忽略。不过在其他一些事例中，军营里突发的疫情的确扭转了战局，这类插曲自然不大可能被遗漏，但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却使历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我们都希望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书写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且可控制的因素，而总是以一种不经意的笔调处理这类事件。

在解读古代文献时，历史学家自然会受到自身疫病体验的影响。经历过各种病史的现代人，已对各种常见的传染病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免疫力。受过严格训练的当代历史学家往往只能认为那些疫病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说法未免夸张。但事实上，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造成的后果差别巨大。如果现代医药出现之前的传染病均与现代欧洲传染病模式并无二致，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关注疫病的历史呢？是时候，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全球历史诠释的范畴之中了。毋庸置疑，无论过去与现在，传染病都在自然平衡和历史变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摘编自威康·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新冠疫情以远超人们预期的速度高速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因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当前国与国之间大量而频繁的商务、旅游、教育等活动，为疫情的扩散提供了极为便捷的途径。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封国”，地球村正分割成一个个孤岛。更糟糕的是，由于疫情的冲击，过去几十年不断升级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可能大规模退潮。

在疫情之后，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正陷入麻烦，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经济上的各种保护主义将加速抬头。有国家为了优先保护本国需求，会对具有优势性的产品限制出口；更多国家还会限制别国产品进入，这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更大伤害。同时，这次疫情开始让全球重新反思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中国最早暴发疫情之后，由于全球制造业对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依赖，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发现本国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是不是产业链不应过度集中在某些区域？而对于某些关键产业，即使本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是不是也应让部分产业回流本国？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就在4月表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美国政府将为企业的相关搬家费用买单。当然，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会予以回应还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和苹果公司。最近两年，特朗普多次要求苹果将全球生产线搬回美国，结果，就在去年6月份，苹果反而将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搬到了中国。

最近几年，关于全球制造业撤离中国早就不是新闻，但实际上，国际资本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转移的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因为中国虽然逐渐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仍具优势，产业链集群优势也很明显，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包括苹果在内的跨国企业并不愿意仅仅为了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而远离自己最大的销售终端市场。所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牢不可破。过去，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不足，每当国家进入危机时刻，政府的权力都会膨胀。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表示，面对经济大萧条民众只能求助于政府。这--次疫情暴发后，很多西方政府的权力都开始扩大，预计这种趋势短时间之内不会逆转，以前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在疫情之后可能就可以实现。

从历史上来看，全球产业链转移原本就是势不可挡的大趋势。市场之手始终在默默发挥作用，“二战”以来全球产业链已经历了三次大转移，其中90年代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过去几年，第四次全球产业链转移潮其实已经开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产业在一夜之间从中国撒出，但从更长期来看，在疫情的推动下，产业转移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

（摘编自谢九《疫情正在重塑世界：全球化进或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说到底是要解决新能源汽车的补能问题，从而化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和续航痛点。近年来，为支持和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相关配套政策接连出台，助推充电设施网络不断完善。应该看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未来将对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提出更大挑战。构建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充电设施网络，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断在发展中寻求难题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有效解决续航里程难题，动力电池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快充技术也成为企业的竞逐方向。一些车企主动发力，在将快充技术应用至量产车型的同时，也在加快建设配套的快充站。此外，换电模式也是补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某汽车品牌为例，今年国庆期间，用户到高速换电站进行换电的平均时长为14.1分钟，补能效率高于充电模式。完善补能体系建设，不妨“多条腿走路”，多渠道供给，通过优化充换电站配置，有效提升补能效率。

今年国庆期间，一些车主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1小时，排队4小时”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这说明既要在规模上持续发力，也需提升运营管理能力，盘活存量，从而更好地应对特定时间充电需求的爆发式增长。针对设备故障率高的情况，提高对现充换电设施的定期检修频次，并通过增设移动服务专员协助解决应急补能问题；针对一些充换电设备利用率低的情况，不妨多借助信息化手段，通过充电App，提前告知引导车主到空闲的充电桩充电，预先做好补能规划，提升车主的出行体验。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投资方向，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拉动作用。同时，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降低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成本，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事实上，能不能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衡量着一个国家的资源调动能力、组织执行能力的好与差。今天，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涉及绿色转型的新兴产业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为拉动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也能为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撑。

（摘编自韩鑫《解决好新能源汽车补能问题》，《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日）

材料二：

作为全球三大主赛场，中欧美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攀升。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215.7万辆，全年有望突破300万辆；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158.9万辆，全年将突破200万辆；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42.4万辆，全年也有望超过60万辆。按照当前的运行态势，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突破600万辆。

比销量更令人振奋的是，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大幅提高。数据显示，9月份挪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90%，瑞典超过50%，法国突破20%，德国接近30%，中国为17.3%，均创下各国渗透率新高。一项新技术或者一个新兴产业，在渗透率达到10%之前被称为该技术或产业的导入期，发展相当缓慢；而一旦越过10%这一阈值，发展速度则加快，进入成长期。显然，目前中欧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步入高速增长新阶段。

（摘编自杨忠阳《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提速》，《经济日报》2021年10月29日）

材料一：

320个中央单位均承担定点扶贫任务，健全牵头联系机制，明确中央9个单位为定点扶贫牵头部门。具体落实68家中央企业在定点扶贫的108个革命老区贫困县开展的“百县万村”活动，帮助解决1万多个贫困村的水、电、路问题。“十二五”期间，中央单位共向592个重点县选派挂职干部1670人次，投入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118．6亿元，帮助引进各类资金695．8亿元，组织劳务输出31万人次。

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更低，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材料二：

（如图：图表来源于新华社2016年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

（如图：来自人民网）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连续6年，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人民网，“两会新闻”）

材料三：

为了加强生态脆弱地区精准扶贫的力度，改善其生态状况，《中国扶贫开发报告》给出了有效的办法。“通过生态补偿政策和标准，增加受影响贫困人群的收入。”报告建议，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的范围和标准，确定受生态保护政策影响范围内扶贫对象生态补偿和社会保障等干预工具组合使用的方向。一方面提高生态补偿的标准；另一方面综合运用生态现金补偿、提供生态公益岗位和社会保障等办法，帮助受生态保护影响的扶贫对象脱贫。对包括生态保护区在内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进行保护性利用，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这些区域在严格和合理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开展科学考察、观光旅游和生态产品的生产与采集，既可以增加区域内居民的收入，也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研究与保护。

国家要求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和解决整体贫困问题，任务艰巨，也要稳步推进。首先，要根据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需要，优化和加强其扶贫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需要同步解决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区域整体脱贫和贫困村摘帽三个层次的问题。要根据这三个层次上的综合缺口评估扶贫资源需求，制定可支撑和保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的整体计划。其次，要探索并实行有利于深度贫困地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扶贫方式。兼顾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等方面。再次，创新和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需要从更高的层级来进行规划和管理，仅仅依靠贫困县的努力恐怕难以如期完成任务。最后，要建立和完善适合深度贫困地区特点和脱贫需要的考核评估制度，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需要未雨绸缪，探索和总结出应对的有效政策和方法，以保证实现预期的脱真贫、真脱贫。

（《经济日报》2018年1月10日，记者苏琳，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材料四：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重点解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落实对特殊贫困人口的保障措施。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开展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继续增加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基本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加强后续扶持。对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的扶持政策要保持一段时间，巩固脱贫成果。完善考核监督，用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成果。越是到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越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脱贫有实效、可持续、经得起历史检验。

（摘自《2019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