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所谓建筑的外部空间，就是建筑外墙以外建筑群之间的空间，如果有包围整个建筑群的围墙，一般就指围墙的范围。如果没有围墙，那就是从视觉而言建筑群的影响范围。

由于中西文化观念的不同，决定了其建筑材料和结构的不同，从而也决定了建筑的形体和内部空间存在巨大的差别。简言之，中国建筑受到木结构梁柱结构的很大限制，外部形体不够多样，内部空间也不够发达，总体风格倾向于温润柔美；西方建筑以砖石结构为本位，挣脱了梁柱体系，发展了拱券穹窿结构，大大拓展了形体和空间的创造可能性，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展现出绰约多姿的风貌，总体风格则倾向于刚健雄强。但是，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室外，我们将会惊人地发现，由于中国人特别强势的群体观念，很早以来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以院落的形式横向伸展，占据很大一片面积。这就产生了外部空间的课题，即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各个构图因素有机组织起来，包括各单体之间的烘托对比、院庭的流通变化、空间与实体的虚实相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以形成总体上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渲染出强烈的气氛，给人以深刻感受。总之，中国建筑在外部空间的创造上，占据了世界的高峰，而远远凌驾于西方之上。可以说，“群”是中国建筑的灵魂，甚至为了“群”的统一，不惜部分地牺牲了单体的多样。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欣赏中西建筑要有不同的眼光。欣赏中国建筑，不仅要欣赏某座建筑单体的造型，它的体、面、线的变化，内部空间所造成的气氛以及装饰的运用，而且要以更宏大的目光，着眼于欣赏建筑群的整体处理，包括单座在群中的作用，单座与单座的关系等等，可以说，“美在关系”这句话在中国建筑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摘选自萧默《建筑的意境》）

材料二：

中国园林建筑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

中国的园林是很兴旺的。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旁边，就有三海，郊外还有圆明园、颐和园等等，这是皇帝的园林。民间的老式房子，也总有天井、院子，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小小的园林。

宋代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根本思想。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引导我们“游”，而且引导我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

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风光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

明代人有一小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窗子的美感作用：“一琴几上闲，数竹窗外碧。帘户寂无人，春风自吹入。”这个小房间和外部是隔离的，但经过窗子和外边联系起来了。没有人出现，突出了这个小房间的空间美。这首诗好比是一幅静物画，可以当作塞尚画的几个苹果的静物画来欣赏。不但走廊、窗子，而且一切楼、台、亭、阁，都是为了“望”，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美的感受。

颐和园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这就是说，这个楼把一个大空间的景致都吸收进来了。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与闲人”就是这个意思。颐和园还有个亭子叫“画中游”。“画中游”，并不是说这亭子本身就是画，而是说，这亭子外面的大空间好似一幅大画，你进了这亭子，也就进入到这幅大画之中。所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说：“轩高爽，窗户邻虚。纳千顷之汪洋，收四射之烂漫。”

概括说来，中国园林建筑的空间美，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摘编自宗白华《此刻，让美好发生》）

关于境界与养生的关系，《庄子·养生主》载：“为善无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大意是做好事不贪图名声，遵从自然之道顺势而为，可以保护生命，保全天性，养护生机，颐养天年。可见，古人深知提高人生境界对于养生的重要作用。

养生，即保养身体，增强生命活力。古人向来注重养生之道，留下了诸多体悟。其中就有“养生三昧”之说，个人理解为“三有”：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乐观心态，保持生命活力；有宽厚待人、淡泊平和的气度，创造和体验美好生活；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身心健康。显然“养生三昧”的实质就在于提高人生境界。宋代苏东坡谪居黄州，生活贫困，但仍从节俭度日中体会生活的美好。他每月初取钱4500文，分30串悬挂梁上，每天取一串花销，如有剩余，就存入竹筒，以待宾客。在这般困难的生活里，他仍苦中有志、苦中有乐，保持乐观心态，享受生活，留下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等优美诗句。

一个人具有平凡而高尚的人生境界，就有进取的动力和追求，就能积极工作、善待他人、享受快乐，让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最大限度地获取正能量。诸葛亮《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沉着冷静而有定力，俭朴而清心寡欲，修身养性，成就远大志向，这是君子成长成才的“法门”、为人处世的“秘籍”。人生达到一定的境界，即便在逆境中，也会以顺处逆、以理化情，用豁达的心胸、理性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改变人生处境，走出泥潭沼泽，获得新的发展。二战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彭柯丽说，忧虑会让人沉浸在痛苦之中，削弱前进的力量。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平凡而高尚的人生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会有宽厚待人的胸襟和淡泊平和的气度，才会获得人际交往中的美好体验。《老子》有云：“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说明，把握进退得失之间的界限，是大修养大智慧，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养生之道。

平凡而高尚的人生境界不是凭空而来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平凡而高尚的人生境界息息相关。健康生活方式包括科学合理的作息时间、安全合理的饮食结构、适合自身的锻炼方式、积极健康的人事往来、乐观豁达的心胸、宽厚博爱的情怀、坚持终身学习、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等。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热议广西巴马长寿村，除环境因素之外，巴马百岁老人的长寿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甘于平淡、乐于付出的人生境界。

挖掘境界与养生的关系，可以看出人生价值、理想信念的正能量在人们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勤奋工作、乐于付出，是良好人生境界，是拓展个体生命宽度和长度的必需，是享受生活、体验幸福、感受美好的必要，可以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摘编自广德福《境界亦养生》）

语言和意义的模糊性、朦胧性，古人早就意识到了。如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就说：“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所谓“妙在含糊”就是说不要把有些东西写得太过真切，因为某些情景本身就是模糊的，你把它分辨得过于清晰，界限过于分明，反而失去了原貌。要想做到别出境界，“境外生意，境外见境”，就要“语少”，如果语言太多，处处塞满，过于具体，不给人留下一点想象余地，就难达到“意多”的效果。同时，“语少”意味着可能会产生语言的模糊和朦胧，更易于增加“言”和“象”的多义性。

从接受美学来看，也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波兰学者罗曼·英加登撰文指出：文学作品的文本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留有许多未定点，只有在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时，作品的主题意义才逐渐地表现出来。这种“未定点”，实与中国文艺理论所言“模糊性”相关；而接受者由于具有不相同的情感体验的私密性，所以可以从中体味出不相同的内在意蕴。下面举几首诗例，稍作分析。

张籍的《秋思》就将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非常细微：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见秋风而生归意，是仕宦或漂泊中的文人的惯常心态。据载：西晋张季鹰在洛阳见到秋风吹拂，顿生叶落归根之意，因思家乡吴中菰菜羹和鲈鱼脍而命驾便归。张籍此诗的首句就暗含了这一典故。同在洛阳，都因秋风起而兴归欤之情；所不同者，张季鹰是乘着秋风“命驾便归”，而张籍却难以归去，只能望秋风而兴叹，寄封家书给亲人。一个“意万重”，极写意绪的纷繁杂乱，突出了作者矛盾复杂的心理。“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采用递进法，将这种复杂的心理再向前推进一步，在信已经封上、捎信人即将出发的时候，把信封重新打开，补写上未尽之意。不是不想说，而是感觉难以说出、难以说尽，想说的在“又开封”中，模糊、隐约地表现出来。

细味此诗，写法巧妙而真切，在语言、意象上都无模糊之处，他的模糊重在借助直说和描写，生动、深刻地表现出多重意绪。这在当事人那里是非常复杂、难以理清的，但作者仅用了28个字就将此意绪的纷杂淆乱反映出来，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未定点，并对此“万重意”作多方面的联想，于是诗歌的空间意义获得拓展。与此相类的古诗词句不在少数。

此情形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找到了李商隐的《锦瑟》。它的含义实在太幽微了。这首诗主要是用典故和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作者内在的情思。凡是用典的诗，往往比那种直白的议论和描写来得隐微含蓄。典故可以增加诗歌的意义内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具备的历史感、文化意味、象征意义，却可能制造一种阅读的障碍，用典越多，障碍越大。读《锦瑟》，你先得把典故搞懂，然后还要将典故所要表达的象征意义搞明白，再下来还要索解作者斯时斯地用这些典故所要表达的独特意绪，这就多了几层曲折，它的含义就模糊朦胧了。就语言表现来看，其实没有多少阅读障碍的，感觉整首诗读起来很流畅。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很悖反的现象：阅读不困难，但理解有难度。因了前者，它具有形式美感，吸引了古今中外众多读者；因了后者，它内涵深隐，朦胧模糊，导致了一批批破解密码的索隐派。

与李商隐不同，李贺属于另一种情况。李贺诗爱用一些生新独特的词语，营造了不少个性色彩很强的象征性意象。如这样一些诗句：“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这是《罗浮山人与葛篇》中的两句，这两句究竟写的是什么，不清楚。注家的解释也五花八门，王琦说：“蛇因湿闷薰蒸而毒气不散，江鱼因水热沸郁而静伏不食，极言暑溽之象，以起下文命人剪葛制衣之意”；姚文燮说：“葛多生于深谷，或垂于江边，故蛇凭鱼依焉”；方扶南解释说：“此二句言葛之难得，申上出洞之致”。这三个人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

实事求是地讲，李贺的一些诗、一些意象极具独特性，可谓天才般的创造，反复推敲获得真解后，你会拍案叫绝的；但他的诗中不少意象过于诡谲、怪异，想象超越常人，个别词句晦涩难解，由此形成的模糊性、晦涩度便将相当一批读者挡在了门槛之外。一首优秀的诗作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能一会儿明朗、一会儿晦涩。相比之下，李商隐诗的字句平易流畅，全诗意境浑成，难于蕴涵的模糊、朦胧、不确定，但这不妨碍你对全诗的阅读和喜爱。

宋代以前，人们更重视的是言、意关系；宋代以后，关注的焦点则多集中在情、理方面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宋以前诗中就没有情、理，实际上情、理是言、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引申、派生关系。唐诗中，就有不少情、理相互交融的佳作，特别是无理而又深情、痴情的诗作，达到了一种无理而妙的美好境界。如李益《江南词》、金昌绪的《春怨》都是如此。好的唐诗都能处理好言、意之间的关系，所以就产生了隽永的情趣。

（选自尚永亮《说言意》，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