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里之思

张抗抗

春天去了周庄，仍是意犹未尽，心里总是想着那个叫做同里的小镇。同里不去，它就像一条波浪中的小船，老是在心里荡来荡去。

夏天的荷花时节，终于有机会去了同里。同里镇果然让我喜欢：周庄小镇上有闻名的双桥，而同里竟有太平、吉利、长庆三桥，三曲九折相贯相联，似给人以三思而行的警示；周庄小镇有精美的私家花园沈厅、张厅，而同里镇上也有嘉荫堂、崇本堂、陈去病故居那些庄重古朴的深宅大院以及精巧玲珑的园林小筑。

何况同里镇四周有五湖环绕，江河湖汊用古老的桥连接起来又分割开去。桥下是舟，河边是树。舟船在水里摇曳，绿树在风中摇曳，那一棵棵苍绿碧翠的杨柳桂花女贞玉兰树的叶尖上，终日飘动着细腻柔曼的温情。

何况，同里镇临河傍岸的小街上，没有那么多杂乱的店铺，便少了许多嘈杂的商业气味，自然多了几分幽谧与清静，河边洗涤的农妇与屋前饮茶的男子，都有一种同里人才有的从容与悠闲。

更何况，同里镇古宅群中，还有被同里人最引为骄傲，也已被世人竞相传说并无数次进入影视的那座独一无二的“退思园”呢。

退思园，为光绪年间安徽兵备道任兰生退职回乡后所建的私家园林。“退思”二字取“退而思过”之意。相传任兰生在同治年间，官居安徽六相兵备道道台兼凤阳关监督。凤阳关监督为肥缺，凡过往商贾都要向他送红包，因此宦囊充盈，于是他就在家乡同里镇上兴建一座花园，以备晚年享用。不料园子尚未完工，慈禧让他去镇压捻军，他因不愿对捻军赶尽杀绝而触怒慈禧。眼看将招来杀身之祸，他在好友左宗棠、彭玉麟的教导帮助下，对慈禧巧以应对，不作辩解，使慈禧有火难发。最后慈禧问他：今后怎么办？他答：退而思过，进而报国。慈禧默允，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任兰生总算免去性命之忧，罢职还乡。归家后，果真将花园取名为“退思园”，以此制造出一种认罪悔过的假象，专门糊弄皇上。

因是带罪思过，那园子必须得有些低头顺眉的小模样，作出检省内愧的收敛状。这一 “思过”，连宅子的方位也整个改向，由纵向变为横向，自西向东一路苦思，左为宅、中为庭、右为园，竟构思出一座别具一格的“贴水筑”，为江南古镇留下了一处颇费后人寻思咂味的别样庭园。

既是闭门思过，“退思草堂”是不可缺的；解甲归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然得有“水芗榭”和“眠云亭”下棋解闷，“揽胜阁”作画；春有“闹红一柯”的喜庆，夏有“菰雨生凉”的悠闲；还有横空出世、八面来风的“天桥”，可令人精神一爽。再有读书思过的“辛台”，抚琴听乐的“三曲桥”，将园主的退休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滴水不漏。

却因是解职下台，清静中不免寂寞冷清，门前车马日稀，岂不辜负了园内美景？任老前辈早有准备，在中庭通往园内，泊有一艘旱船，好似一艘正在靠岸的到客船，为园主请来了一批批嘉宾。侧旁的“岁寒居”，正待好友围炉品茗，舞文弄墨，谈古论今；园内的楼台亭阁上处处留有祈福求爵的痕迹，以期有朝一日宦海复出，东山再起。

若是有如此优裕的日子可过，退下来未必真能思过了；若是真的思出有过，这建园所收敛所耗费的钱财，想必是应“退”还凤阳去才是了。从“望月楼”袭来的凉气中，我无法得知任老先生在园中的那些岁月，究竟在“思”些什么?

任兰生在退思园安居两年后，因西北回民起义，经左宗棠力荐，如愿“平反”，被慈禧重新起用，后在镇压回民的战斗中死于沙场。当年的捻军之难并未能让任老先生心灰意冷，从此隐退田园；当年的任道台仍是固守着他对朝廷的忠义，固守着他的功名利禄，当他享受着退思园的时候，他便愈发不能放弃天下的“富土”了。那原本只是一种策略一种计策的“退思”，却成为一个黑色的玩笑——退思后的任兰生，退至其退思之前的位置，甚至更远？

好一个“退思园”。遥远的历史和不远的“文革”以至当下，有着何等惊人的相似之处呵。退思园确是发人深思。

相传“同里”的地名，早年为“富土”，只因太湖鱼米之乡，甲富一方，时有盗贼骚扰，遂将竖排的“富土”两字，重新分割组合，成为“同里”，倒也顺理成章。似乎只有如此富裕的土地，才能产生如此精美的园林，以及藏富匿民、瞒天过海、含蓄绕弯的心思。

质朴而秀美的同里，常让人思念。再思同里，却是为了那座名闻遐尔的“退思园”，为什么人们总是要待“退”时才能思过呢？尽管退而思过，当强于退而拒思者百倍，但若在“进取”时，亦能冷静检省自己，岂不是能避免更多“过错”么？

退思园在江南的雨雾中变得朦胧。退出那个园子以后，我们或许有了一种异样的思绪。所以，退思园仍是令人难忘的，同里那片富土也由于退思园的存在，而区别于其他安逸俗艳的江南小镇，被罩上一层冥思苦想的思辨色彩。

陈情与感动

罗伟章

（1）我读的第一篇古文，是《陈情表》。

（2）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二哥念初中，好读书，在乡上买了本《古文观止》。寒假里，大雪盈野，土地被雪盖了，农活也被雪盖了，二哥便拿着书，钻进院坝边新修的空房里，不喊吃饭就不出来，出来时必冻得躬肩缩背，脸色青紫。如此十余天后，书变重了——满本都是红色的批注。腊月三十那天，父亲和兄弟姐妹上邻院看灯去了，我和二哥都不爱热闹，兄弟俩坐在火塘边，他把书取来，挑一篇念给我听。念的是《陈情表》。我听不懂内容，但闻到了旧香。语言的美，是美到嗅觉里的。念了，二哥又背诵，很是自得。当他逐句讲解，自得的心淡了。那是一个没下雪却打着黑霜的冬日。

（3）“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这句话给予我的宽慰，至今想来，还心生颤栗。我五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天，是母亲顶着的，父亲也要听母亲的，母亲去世，天就塌了。在对未来的惊恐中，我常躲到屋后的林子里，窥视村里小孩跟在各自的母亲身后，从田间地头走过，一声一声地叫“妈”。为啥他们都有妈，唯独我没有？我的妈是一个土堆，冰冷而臃肿，摸上去是粗糙的颗粒。再摸，还是。找不到答案，疑惑就凝结为痛楚。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悲苦的人。然而，李密，《陈情表》的作者，半岁就死了父亲，到四岁，母亲改嫁。死别和生离，小小年纪，他就尝透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关于痛苦的教育。

（4）痛苦不是你一个人的。

（5）当痛苦降临，无力除去，便逃脱，不能逃脱，便忍受——岂止忍受，还要担荷。如此，胸襟就撑出别样天地。后读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门，那窗，是打开的，打开后就看到万千气象：众生之苦里，蕴含着无限生机。杜诗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陈情表》对我的意义。

（6）在我心里，李密始终是个孩子。到他写《陈情表》时，已44岁，可依然是个孩子。这感觉真没有错。李密以孝闻名，《陈情表》以孝动人， “孝”字在甲骨文里就有，是汉字的母字，“老”之下一“子”，“子”紧贴“老”，代表晚辈对老人的扶持。李密对祖母，侍奉汤药，“未曾废离”，是一辈子的孩子。

（7）李密是哪里人，我并不关心。人情相类，普天同理。但如果突然撞到他的家乡去了呢？那便是故人重逢。认识作家，无须相见，读了他的作品，就算认识了。作品是作家的内在星空，读过，就不仅认识，还是熟识。我和李密认识的年头，该和他写《陈情表》时的岁数差不多吧？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友了。因此，来到川西彭山，得知他是彭山保胜乡人，欢喜心如风拂柳。也不是激动，只是心里一亮。是烛光的那种亮，外面的世界退去，只照见两人和两人的秘密。

（8）彭山县属眉山市，眉山有苏东坡，这奠定了一种美，也奠定了一种温度和好整以暇的气质。东坡的厉害，在于个性强却又通达人情，活得诗性，且能用细节之绚烂抵抗人生之大灾。比较起来，李密就过得太苦了。身苦，心也苦。不过，一国一族，总有些人是要受苦的，他们在贫苦、辛苦和苦厄中，参悟生命，自觉承担，缔造出源头性的文化因子。自汉武帝始，孝由家庭伦理延伸至社会和政治伦理，到李密写《陈情表》时的晋武帝，更是强力推行这种伦理，以孝命名的村社山水，由此遍布国中。当孝成为准则，就成了孝道。孝道是个延展概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家，到两家，到三家，到千万家，如此升华为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在这方面，李密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9）仲秋时节，雨气蒙蒙，而眼前身后，光影婆娑，整个彭山成为一幅气势飞动的水墨，低处大河奔流，高处竹木葱翠。李密故居在保胜乡龙安村，倾斜的坡地上，村道、房子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左面崖壁，刻满字画，都与李密有关。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只悉心察看当地百姓的脸，都安宁祥和。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两个字：充实。人只有在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和关照中，才能内心丰盈，从而迈过自我隔绝和自我枯萎的“现代化陷阱”。由此扩展，家庭伦理便成为家国伦理、万物伦理，人也因此走出小我，成为大写的人。

（10）彭山是个孕育传说的地方，远近闻名的彭祖，活了将近800岁，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突破局限的表达。传说还是一种想象力，是深具可能性的预言，比如张献忠沉银地，多年来也是传说，但考古将传说变成了历史——曾经的事实：沉银处就在彭山江口镇河段，而今已发掘出5万多件文物。一个生长传说的地方，定有传奇的精神在，这传奇的精神，既是勇猛精进，也是笃定持守。在我看来，李密是彭山最大的传奇。他用真实书写了传奇。在李密的时代，孝已可归为传统文化，他以对传统的尊重和身体力行，以一篇《陈情表》，既感动了晋武帝，也感动了苏东坡，还感动了后世的我以及亿万国人。从文学角度，陈情与感动，是文学的根，《陈情表》根深而叶茂，因此成为千古名篇。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文本一

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

蔡崇达

应该是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阿爸一度打定主意要把老家小镇上两百多平方米的老石头房子卖掉，到厦门买套六十多平方米的。当时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台湾电视剧看多了，看到电视剧里描述的那种都市生活，无论怎么对比，总觉得那种生活比现在的样式好。

终于阿爸决定要带着我去探路了。他说顺便让你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当时老家这个海边的小镇还看不到太多的车，从我老家到厦门每天就早上六点半一班，所以小镇的人很多会晕车，包括我。我晕车是受不了那种刺鼻的汽油味。所以从一上车，往厦门的路上，难受就压过兴奋。好不容易到了厦门，下了车我一口吐了出来，我看到的是一排排车屁股对我冒着烟。阿爸以前是海员，见怪不怪，说会习惯的。

当时小孩子的鼻子敏感，觉得这座城市怎么到处都是油味，我试图激起自己的兴趣，比如挤公交车，比如看两旁整齐的绿化带，比如高楼——但显然一切都是在预料中。我知道阿爸也似乎在激发我的兴趣，一路指着，你看这栋楼有几层你数数，我说不数了，电视上还有更高的，他说你看这道路都铺砖，我说这个电视上也有，他说你看好多车，我说我也看过了，你看有红绿灯，我说书本上读太多了。最终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了，城市里似乎太多已知，我老家的一个小水池都有好多未知。

我们去拜访的是表哥家，虽然是表哥但年纪和我爸爸相仿，他有个儿子比我小六岁左右。看我无精打采，便让这个小侄子带我出去走。本来想能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就是四处走，叫我数楼有几层，看地面上的瓷砖。然后还有学规矩，一路上都在叫唤，不准随地扔东西、要排队上公交车、要走斑马线。当时小孩子的我一直在心里庆幸还好自己不是这里的人，而且看着大片大片望不到尽头的水泥地，我觉得好悲哀——没有各种奇特的植物没有长有小蝌蚪和五彩鱼的水池没有可以挖地道的地方。

现在我是在空气更不好的北京写这个东西，当然鼻子已经麻木，闻不出好空气的味道了。不过我觉得曾经的乡土让自己变得相对浑厚些——因为浑浊所以厚实。我所说的浑厚有个最简单的解释，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顺着这根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的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

我并不是说厦门不好，只是我觉得城市不好。特别是中国的城市不好。厦门和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建设都有个基础——人家国外的城市是怎么样的，以及人们该怎么被组织的，然后再依据这样的标准建设。中国近代的城市不是长出来的，不是培植出来的，不是催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安排。因为初期必然要混乱，所以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强大的秩序意识，人要干吗，路要怎样。生长在这样环境的人，除了维护或者反抗秩序，似乎也难接受第二层次的思维了。

我一直觉得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浑浊。一潭池子里的水和放在观景台上的水，永远是池子丰富也美丽。就一个池子，它里面的各种生物以及各种生活在这世界的故事都可以让一个孩子开心一个下午，而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盯着被安排好的景色开心这么一瞬间。

现在国外的建筑师常用一个词来讽刺中国，“千城一面”，无论哪个城市，都只能从国外的标准去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建，而不能说出这个建筑这条街道和人群的生活是如何自然地演变融合，骨肉相连的。中国的许多城市就这么仓促地被一个标准给阉割了。

我更喜欢北京而不喜欢上海。在我看来，北京不是城市，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王府井旁边的小胡同，从大路走过来还是流光溢彩，突然一拐就是吊嗓子的老大爷，开做茶馆的四合院，蹲着吃东西的大妈，在路边摆棋的老人。我会觉得这样的地方有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你拐的下一个弯会有什么—因为层次太多，东西太杂。而在上海，第一眼非常喜欢，它已经是城市化的代表，但你在一个角落住一个星期，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其他所有地方的样子了—都是类似的。

泉州和厦门刚好也构成这样的相对吧。我常这么比喻，厦门是泉州的整容版。在泉州你会看到乱闯的行人和车、粗糙的老建筑，甚至低陋的生活习俗。我是会喜欢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但绝不是被打动或者感动。感动我的，会是走在泉州石头巷子突然听到随便哪户人家里飘出的悲戚的南音，会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摆上供品烧上香齐声祈祷平安。

文本二

蔡崇达认为，“古老的生活状态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是一代代文明雕刻出来的，最终形成了固有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泉州一个简单的仪式背后，记载着很多故事，这个就是我们文化的特质”。顽固的精神秩序下慢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和文化体系，就像深埋在地底的根系，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依靠。“很多泉州人外出闯荡，最终落叶归根想尽办法也要回来，就是因为一种对文化的认同感。”

“这并不是说不要发展，泉州的文化应当朝着多元化这条路走。”蔡崇达表示，现在泉州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对的，老城区把传统的美好的生活状态保存下来，新城区则尝试一些更国际化的元素，“长出”新的样子。

蔡崇达认为，泉州有着丰富的内涵，只不过没有好好地整理，“比如有些元素就应该时尚化，有些元素就应该古朴化，这些文化又要如何抵达一个合适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泉州的整体形象，这都是如今泉州文化发展所应当考量的”。

（摘编自《泉籍知名文化人访谈系列之五蔡崇达：泉州文化最缺的是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