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地球真的在巨大的毁灭性灾难中消失，而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到达火星，那么人类真的可以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吗？目前已经有科学家致力于这项研究工作。

科学家预测，如果全部完成的话，火星的地球化改造将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火星环境地球化的初级阶段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将整个火星改造为类似于地球的居住地可能需要数千年时间。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沙漠一样干燥的环境变成人类、植物和其他动物可以生存的生机勃勃的环境呢？目前，人们已经提出了两种地球化的方法：一是利用大型轨道镜来反射太阳光，从而使火星表面升温；二是利用含有大量氨的小行星撞击火星来增加温室气体的含量。

美国宇航局目前正致力于开发一种太阳帆推进系统。该系统通过巨大的反光镜来利用太阳辐射，从而推动太空船在太空中的航行。这些巨大反光镜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将它们放臵在距火星32万公里处，利用这些镜子反射太阳辐射从而提高火星的表面温度。科学家提议制造直径为250千米、覆盖面积超过密歇根湖的聚酯薄膜反光镜。这些巨大反光镜的重量将达20万吨，这意味着它们体型太大而无法从地球发射。不过，人们有可能利用在太空中找到的材料来建造这些反光镜。

如果把这样大小的镜子对准火星，它可以把火星小范围内的表面温度提高几摄氏度。想法是这样的：通过反光镜将阳光集中反射到火星两极的冰盖上，使那里的冰融化，释放出储存在冰内的二氧化碳。多年之后，气温上升将导致氯氟烃（即CFC，这是一种空调或冰箱中存在的温室气体）等温室气体的释放。

太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麦凯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方法来提高火星温度。他认为，用含有氨的巨大冰冻小行星猛烈撞击这颗红色星球，将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外太阳系的小行星上以某种方式安装热核火箭发动机。火箭将推动小行星以大约4千米/秒的速度运行，大约10年之后，火箭将停止运行，100亿吨重的小行星可以在无动力的条件下向着火星滑行。撞击时将产生大约1亿3千万兆瓦的能量。这些能量足够地球使用十年。

如果有可能控制一颗如此巨大的小行星撞击火星，那么一次碰撞产生的能量可以使火星的温度上升3摄氏度。温度的突然升高将造成大约一万亿吨的冰融化为水，这些水足够形成一个深1米、覆盖面积超过康涅狄格州的湖泊。50年内通过几次这样的碰撞，将会创造出温和的气候，还可以制造出足以覆盖星球表面25%的水。然而，每次小行星撞击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7万兆吨当量的氢弹，这将使人类在该星球上安家落户的时间推迟几百年。

虽然我们在本世纪内就可以到达火星，但是火星环境地球化这一想法的完全实现却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地球用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才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将火星环境改造得像地球一样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人类需要付出大量的智慧，并为此长期努力，才能创造一个适合居住的环境，并将生命送往寒冷干燥的火星世界。

（选自《 教师博览》 ，有删改）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慈善现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学界还是广大民众，对慈善的认知存在着不少偏差，大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帮助。如张文在《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中提出，慈善是“社会自发地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对其他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予以物质援助的社会安全机制”。实际上，考察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可知，慈善不仅是一种民间社会主导的生活救助行为，还是一种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教化活动。

现有研究表明，“慈善”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3世纪前中期，即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经典中，意在表达“孝养、施舍、教化等诸种原始佛教的道德观”。说明在语源学意义上，“慈善”一词在其产生时期即包括了物质救助与劝人为善的功能。

尽管作为一个专门名词“慈善”的出现较晚，但具有慈善性质的活动其实古已有之，应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而慈善作为一种有组织、有规则、有一定规模的民间社会事业，大约出现于北宋时期。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创办的苏州范氏义庄救济族人并惠及“乡里、外姻、亲戚”的行为，可以视为中国最早开展的慈善事业之一。范仲淹不仅设立义庄管理宗族公产、救助族众，还确立《义庄规矩》，对救助对象、方法、数量等进行规定，表现出慈善事业的明显特征。与此同时，范仲淹“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义庄以养人，义学以教人，相辅相成。需要强调的是，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范仲淹六世孙范良在《续定规矩》中补充规定：“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其中对受助族人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体现出明显的教化倾向。可见，从民间慈善事业产生的时候起，道德教化即成为其重要内容。

学界普遍认为，明末清初在中国传统慈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直存续到民国年间的各种各样的善会善堂几乎都创始于明末清初”；“明末善会可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新现象”。其中“同善会是创立最早、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善会”。

同善会最早出现于河南，而其盛行则在江南。江南地区的同善会中，以高攀龙等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等创立的嘉善同善会影响最大、最为典型。两地的同善会都留下了章程规则，分别称为《同善会规例》和《同善会会式》，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大同小异。其中均有一则规定：受助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是该会是否予以救助的一个重要前提。所谓“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孝子节妇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养济、私不肯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而且同善会还明确规定，聚会之日须安排演讲，“司讲者用通俗言语，不烦文采，务使人人易晓，感动善心”。

从此以后，在进行物质救济的同时注重劝善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传统，也成为君臣绅民的一个共识。举凡影响较大、成就显著的慈善家大都在扶危济困的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众实行道德说教，以此达到拯救时世、改良社会、敦善风气的目的。

清代前期的苏州彭氏是积善世家，于劝善行善方面不遗余力，其行善积德之效历来为人称道，认为“苏郡世德，首推彭氏”。彭氏慈善不仅名著地方，更有全国性影响，如救助寡妇的“恤嫠会”即由彭氏首创，而后传播各地。彭氏撰有多部善书，并以之作为教育子弟与学生的教材。著名学者游子安在《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中评述：“彭氏自彭定求以后，世代诵读及撰著善书，所编印的劝善文字内容是多方面的，举凡劝孝、敬字、劝止溺女、戒斗、遏欲、戒杀、放生等都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