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深厚。中国人自古就祈福盼福、崇福尚福，对福有高度的心理认同感。“福”字是最古老的汉字之一，至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在屋门、门楣、窗户等醒目的地方贴“福”字的习俗最迟始于宋代，而在朱元璋的倡导下，盛行于明代。

关于“福”的含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展、延伸的。福，从示部。从示部的汉字，多与祭祀、神明、祈祷、企盼有关。这一点从甲骨文中的“福”字可以得到印证。“福”字在甲骨文中是“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的会意字，是古代祭祀的形象写照。由此可见，“福”的最原始含义是“向上天祈求”。后来，“福”又成为特指祭祀用的酒肉。渐渐地，随着社会变迁，“福”的含义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延伸。《礼记。祭祀》载：“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谓之备。”意思是福即事事顺利。《韩非子》上说：“全寿富贵谓之福。”此处当福运、福气讲。除此之外，《尚书》中提到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也就是说，福包括长寿、富有、康宁、好德和善终。总而言之，不管是《尚书》、《说文》对福的诠释，还是今人对福的理解，福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孜孜追求、时时向往的境界。

有关福的习俗从古至今形式不少。有的依然盛行，有的业已湮灭，有的则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以旧的风俗。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这里的春牌儿就是在纸上写福字。倒贴福字，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福的向往和追求。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追求，许多地方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借福字倒了的谐音表示福气到了的寓意。摸福：由于中国人特别追求福，向往福，因而一种摸福的风俗自然而然应运而生，这种风俗活动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各有千秋和讲头。祈福：古人于福，重在祈求过程，皇帝率文武百官沐浴戒斋，三跪九拜，在五色土坛前祝岁祈年，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黎民百姓则在社庙稷庙或者自家的火土神菩萨面前焚香上供，磕头作揖，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合家幸福。祈福是一种由来以久，遍及全国的风俗活动，形式可谓是五花八门。现在的主要形式则为在新春来临之际鸣钟，以求幸福降临。祝福：祝福是绍兴人的年终大典。目地是祈求来年整年的好运气，该风俗起源于元初，绍兴话称作“请大菩萨”，也叫“请祝福菩萨”。一般安排在旧历十二月十日至三十日之间。

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绚丽奇葩——吉祥图中，福字吉祥图也位居榜首，中国人民追求和向往福的理想，在吉祥图中以它特有的装饰风格和民族语言得到很好的形象化。如《大寿图》、《翘盼福音》、《五福和合》、《平安如意》、《万种流云》等，其中《五福和合》图就是用五只蝙蝠飞入盒子来表示吉祥之意，“蝙蝠”之“蝠”就是谐音“福”的意思。这些吉祥图都将福字的吉祥喜气溢于图中，给人喜气的感觉。我想这也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因为它永远都有实物为之传载。

（摘编自殷伟《中国福文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人通过脑电波对另一人的大脑进行“控制”，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然而，近日美国科学家首次成功进行了一次人脑“意识融合”试验，让科幻成为现实。

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教授罗杰西·拉奥日前在该校进行了一次试验。拉奥坐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头部通过电极与一台脑电图描记器相连。此时，在校园另一侧，拉奥的同事安德里亚·斯托克头戴一顶装有经颅磁刺激线圈的紫色游泳帽，线圈正好对准控制他右手活动的头部左运动皮层。

拉奥注视着电脑屏幕，想象自己正在操纵一个电子游戏，并在游戏中用右手发射火炮，此时他的手并没有动。脑电图描记器录取了拉奥“发射火炮”的脑电活动信号，并传输到斯托克头上的经颅磁刺激线圈，斯托克随即移动起右手食指，敲打了面前键盘的空格键。按照斯托克的描述，感觉右手不由自主地活动，就像神经抽搐一样。

谈到自己的最新试验，从事脑机接口研究已逾10年的拉奥认为，斯托克大脑中读取的只是简单的脑信号，而不是思想，这种“意识融合”试验无法不知不觉地用在任何人身上，更谈不到对他人进行“操控”。拉奥强调，这一研究在未来将产生巨大的应用价值。比如，当一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丧失驾驶能力时，地面上的飞行员可通过脑控技术帮助机上的其他人操纵飞机降落。

（摘编自陈一鸣《神奇的“脑控”技术》）

材料二：

脑控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发展潜能甚大。2020年，马斯克（Elon Musk）推出一款脑控芯片，通过微创方式植入人的大脑，可以用来帮助残疾人恢复身体机能，甚至可以和人工智能技术相融合，对治疗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甚至精神类疾病，都有一定效果。

随着脑控科技的发展，它有望逐步应用于游戏娱乐、学习教育、智能家居乃至军事领域。美国的Emotiv和Neuro Sky两家公司正在研发脑控电子游戏设备，在其设计中，手柄、鼠标等传统游戏操控设备成为历史。在学习教育方面，马斯克的脑控技术公司Brain Co已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款可以在教室中使用脑电图检测技术的产品，可以帮助学校管理者打造注意力更集中，更有效率的课堂。

在2020年的世界机器人大赛上，脑控打字，脑控识图，脑控无人机起飞、降落、旋转等近乎科幻的场景纷纷亮相，向世人展示了脑控技术未来的无限可能。

（摘编自阙玉叶《脑控新技术：福兮？祸兮？》）

材料三：

据联合早报报道，全球顶级富豪马斯克（Elon Musk）像电影《复仇者联盟》里的情节一样，致力于开发可植入“脑控”芯片的尖端科技。现在，这项技术正在向人体试验迈进。

该公司已经招聘了临床试验主任和临床试验协调员。这意味着该公司离将“脑控”芯片植入人类大脑的长期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根据Neuralink的最新招聘通告显示，临床试验主任已与一些最具创新精神的医生和顶级工程师密切合作，希望能将“脑控”芯片植入人类大脑。

（摘编自2022年1月《马斯克的“脑控”技术正在向人体试验迈进》）

在中国新诗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城市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自新诗诞生时开始，现代诗人便注重从城市中汲取文学灵感，在器物和人性两个层面捕捉并呈现城市的风貌人情，将现实之城转化为心灵之城。与此同时，中国新诗与城市文化的诗学联系，也构成了新诗的重要传统。

随着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兴起，早期新诗写作者的文化视野日趋开放。他们在传统的乡土田园空间之外，寻觅到城市这一全新的话语资源，并通过诗歌形式展开与城市文明的对话。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中盛赞都市物质文明，将轮船喷出的煤烟视作“黑色的牡丹”和“近代文明的严母”。诗人倾力咏叹工业文明，隐含着一代青年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期待和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诸多诗人看待城市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们既能开掘城市的“力之美”，还能发现“恶之花”，透视物质社会对人性造成的种种压抑。通过对城市文明的拆解与重构，现代诗人形成了复合的城市认知经验。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新诗的城市书写进入繁荣期，诗歌与城市的经验联结在“现代派”和“九叶派”诗人笔下得到集中呈现。“现代派”诗人多选取城市符号入诗，尝试建立与城市生活同步的语感，并在诗歌文体内部展开意象、音律、色彩的实验。20世纪40年代“九叶派”诗人的城市书写则更强调诗歌与现实情境的联系。穆旦的《城市的舞》、陈敬容的《冬日黄昏桥上》则将都市体验引入哲思层面，侧重表现生命个体彼此殊异的现代意绪，使城市书写步入意味与艺术并重的成熟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诗的城市书写多被限定在类型化的题材范畴内，表现对工业建设的赞美，模态较为单一。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中国的城市文化和新诗中的城市书写共同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一部分诗人以城市对“速度”的追求为切入点遥想现代化的未来，如聂鑫森的《地铁》、曲有源的《立体交叉桥》等，洋溢着对城市新面貌及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期盼。还有一部分诗人明确标榜城市诗歌写作，特别是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一次出现了以孙晓刚、李彬勇等为代表的“城市诗人”群体。他们宣称要替诗歌在城市环境里制造现代的产床，其文本的原创性品质极强。他们对城市诗歌的尝试和掘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诗人将城市作为书写对象。

21世纪以来，一些文化中心城市出现了大量标榜城市诗歌写作的社团。诗人立足民间视角，借助艺术沙龙和跨媒介传播等形式，解析城市文化肌理，反思人与城市的关系。此外，21世纪诗坛还涌现出一批以城市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诗人，如杨克、梁平、赵丽宏等。他们注重微观与宏观的视界融合，探析城市人当下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空间，试图增强城市诗学的哲理内涵。如赵丽宏的《沧桑之城》和梁平的《重庆书》两部作品，力求从城市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细节中，打捞城市的文化记忆，锻造城市的精神品格，为从多角度诠释人与城市的关系创造了可能。

（摘编自卢桢《中国新诗城市书写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