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魂

杨建

①六爷是村里的能匠，神着哩。山上随意滚下的一块石砣子，六爷看了，都像遇见宝贝似的，原本无神的眼睛便慢慢放出光来，那张打满皱纹的脸上，就像菊花瓣一样舒展开来。他近摸摸，远瞧瞧，左量量，右敲敲。不几日，那石头就不是石头了，变成了谁家摆放着的器物——石磨、石磙、石臼、石杵、石猪槽。古朴，粗粝，简陋。

②六爷人很怪，别家工匠上门，得有酒伺候，他不喝人家一滴，就开工前，用一小盏酒，恭恭敬敬浇在那块要开凿的石头上。我问：“六爷，您自己咋不喝呀？”六爷不理睬我。别家工匠打家什，巴不得人家少用几年，好再雇他上门，六爷不这样，人家不小心碰坏一个角，六爷会咕哝你半天。我就说：“六爷，人家用坏了，不正好再使您的手艺嘛！”六爷还是不理睬。

③人怪，做出的东西就特别。石臼本是方形或圆形的，六爷却打造成树杈筑鸟窝形状，就是那简陋粗重的石磙，六爷也会在两头刻上飞禽走兽。只是这些雕刻的线条太粗糙，造型也粗劣，在我看来有点不伦不类。有一回，我看着看着就咕哝了一句：“凿上这些玩意儿有何用，再怎么着，它也只是舂米磨桨呀。”六爷斜瞥了我一眼，嘴上依旧不说什么，不拿正眼瞧我。

④六爷因有了这一门手艺，村上无论长幼，见着都会打心眼儿里敬着叫声“六爷”。那时候村里人穷，家用的器物，尽是木匠做的，蔑匠打的，石匠凿的。六爷的活儿，一年到头就满满的了。再忙，六爷也不会为赶工把活儿做粗了。我每回看到他，他都是满身尘土，石雕般的脸上滚着大颗的汗珠，不紧不慢地凿着，磨着。那姿势，曾经让我很是着迷。

⑤村主任看六爷手头活多，忙不过来，就劝他收个徒弟。六爷也不想让手艺断在自己手里，就收了一个。那徒弟脑门活络，在入了门道那会儿，东家里来了一个看风水的先生，六爷的徒弟看那风水先生耍耍嘴皮子就来钱，就问风水先生收不收徒弟呀，第二天，六爷就让徒弟收拾东西走人了。

⑥六爷从此就再没收过徒弟。手上凿出这么多的石具，他已经知足。村人们一边捣臼一边拉呱儿的场景，会让六爷露出孩子般的笑。六爷从十八岁开始学艺，锤子凿子的跟了他五十年，没停歇过一天。就是到了花锤举不高钢钎拿不稳的岁数，也没歇手的打算。只是，六爷越来越觉得请他的东家少了，他凿的东西越来越没用场了，村里丢弃的石具也越来越多了。“你六爷是不是不中用了？”六爷抬起无神呆滞的双眼，这样问我，有好多次。

⑦那时，我常常看到六爷站在石器旁，那些有的被置于阴暗的旮旯儿，任灰尘飞落，有的被弃于屋檐甚至露天处，凭风吹日晒，他时而深情抚触，时而愣愣发呆。好些年过去，六爷都这个样子。

⑧那一年，村里开始有古董贩子走动，有人竟盯上六爷凿的那些笨家伙，有的人家还真拿它卖了钱。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六爷知道有人在卖他凿的石器，跳也似的扛上把锄头，横立村口，怒目圆睁，就是不放古董贩子出村，弄得买卖两家都下不了台。我看了这架势，就劝六爷：“六爷，让他们拉走吧！好歹也有人当宝贝疙瘩藏着，总比让人敲了当墙脚石好呀！”六爷这才极不情愿地挪开身子。

⑨随着最后一件石器被运出村去，六爷就大病一场，躺在床上半月起不了身。我六奶奶抹着泪说：“这老头，这关怕是挺不过去了！”

⑩病了多天的六爷，忽一日猛地从床上一弹而起，搬出他那已经锈迹斑斑的钎锤，上了南山石场。我六奶奶满脸惊慌：“这老头莫非是石魂附身了？”村里人也惊奇不解：“六爷这是要干啥去呀？”

⑪几天后，我上山来到石场里，看到六爷正在夕阳的余晖下，神情肃穆地挥锤凿石。他那躬身举锤凿石的姿势，在余晖里投下个硕大而凝重的身影。我在远处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我想，如果能把六爷这个造型凝固下来，那也是一件绝好的石艺品啊！

⑫十天以后，大伙儿没见到他下山来，上山寻找时，见到六爷安然地伏倒在他那尊石雕上。

⑬我是在后来才看到六爷那件尚未完成的石雕的。未到跟前，我就被那尊石雕惊住了，六爷雕刻的，正是我那天看到的，他在夕阳余晖下，心无旁骛挥锤雕出的造型！

（有删改）

福文化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大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人自古就有崇福、尚福、祈福、盼福的传统，对福文化有着高度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 同。从现有资料看，中国人的福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并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尚书·洪范》提出了五福的概念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后人关于福的观念，基本上是在五福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的，福文化的内涵主要有衣食、长寿、平安、多子孙、修德、和谐等。

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正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有着至远至深的影响，对儒家的福文化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福文化的本质。周代福文化是儒家福文化的源头。周人认为上天是福祉的赐予者，天子和诸侯谨慎修德，通过祭祀和民众的呼声将天子之 德上达于天，上天就会赐予百姓福祉但周人又认为，上天赐予福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周人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周人认为福主要表现为寿考、多子嗣、家族显耀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对人们的精神观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儒家福文化在继承周人寿考、多子嗣、家族显耀等 观念的基础上，将忠君、孝道等联系起来。《礼记.祭统》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可以看出，儒家在福文化内涵中增加了顺、备的含义。儒家认为只要做到上顺于天，外顺于君王，内顺于 父母，就会受到福的眷佑，就会一顺百顺。同时，福与顺又是在儒家定义的“亲亲尊尊” 等级秩序框架内得到实现的。

民间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在各种民俗中都有表现。民间福文化大多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表达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民间福文化主要有：一是丰收.民以食为天，对丰收的渴望和丰收后喜悦的表达是民间福文化的最直接的表现。如《诗经》中《小雅•楚茨》云：“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二是婚恋。婚恋是普通百姓生活 中的重大事件，也成为人们借以表达幸福感的一种形式。《周礼》记载昏仪六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这些流程虽然烦琐，但无不体现了人们对于婚姻的美好祝 福。三是节日仪式。民间福文化还体现在一些具有仪式感的节日中，如春节、中秋节、除夕等。中国人对福字的钟爱是民间福文化在民俗中的最典型的表现。福字被广泛应 用，甚至成为一种精神追求象征。春节贴福字的风俗寄托了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 往和期盼。除了正贴福字，民间还有将福字倒贴，表示福气已到、幸福已到的习俗。由于中国人对福字的偏爱，福字成为一种书法形式，并走向了艺术化。后人编集的《百福图》《千福图》集中了福字的各种书法形式，是福字艺术的集大成，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福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和根脉。

（摘编自李庚香、刘承《中华传统福文化及其新时代价值》）

世纪学人梁伯强：妙术仁心 杏林漫山

杨逸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客家院士”梁伯强降生在梅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梁劭勤是一名教师。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之下，梁家子女都勤奋好学，梁伯强在班中也是名列前茅。然而不幸的是，在梁伯强6岁时，一场疫症夺取了他母亲的生命。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像一颗种子，从此撒播在梁伯强幼小的心灵间。

20世纪初，先进的西洋医术随着坚船利炮，送抵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先进的西洋医术，增强国民体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洞见。“病理解剖对于医者，譬如一盏光耀的灯，在黑暗的中国医道上，光照他们，引着他们走上路。”梁伯强的感言，道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医者的心声。而这一点冀盼，也成了将梁伯强引上从医之路的指路明灯。

1912年，梁伯强入读梅县巴色教会中学。梁伯强勤勉好学，每天坚持早起背诵德语词典。他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梁伯强，师从著名病理学教授F·欧本海姆，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尸体解剖。毕业后，梁伯强留在医学院里担任助教。而在这所为德国同行垄断的医学院里，梁伯强显然是一个另类。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常常因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德国教授争论。

因教学水平优异，梁伯强为校方推荐，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留学期间，他在钻研西洋医术经典之余，还著文向海外阐述中国的医学成就。与当时学者普遍怀疑和否定中医的态度不同，梁伯强对传统医学进行了客观而辩证的分析。他表示，近代医学遇到的不少问题，如胃肠解剖等，在《黄帝内经》便早有论述。当然，梁伯强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借助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着眼关注国人体质，以及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最终，梁伯强凭借《中国人的血型和地理关系的研究》一文，以最优等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梁伯强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32年，由于上海战事吃紧，他回到了广州，作为当时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受聘到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兼任病理学研究所主任。

当时的病理学研究所，只有一名助教和一名技术员，教学用具严重不足。梁伯强立即申请经费，购置教学投影机、显微镜和教学图片，并率领助教和技术员装配课室和建造尸解室，向德国母校征集人体标本。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病理学研究所便成了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第一流学术机构之一。

1949年初，梁伯强正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察。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明，不少亲友都劝他留在当地工作。然而，梁伯强婉拒了这一请求，解放前夕，梁伯强终于回到了广州。

从1952年开始，梁伯强连同秦光煜、李瑛两位教授，连续开办了十多期高级病理学师资培训班。每逢开学之初，梁伯强总要亲临现场，作尸解示教，在解剖室里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每逢上课铃声一响，梁教授总是准时准点地出现在讲台上。他讲的每一堂课，都会让助手预先绘制图标，印发讲义，精心挑选标本和幻灯片。每作一场学术报告，梁伯强还要事先实地测量幻灯机的摆放位置，以求为听众预备最佳的观察距离。

尽管身居教授的要职，梁伯强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时常鼓励学生超越老师。梁伯强多次向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表示“甘拜下风”。对助手杨简制作的模式图，梁伯强更是逢人说项。他认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病理学的事业才能前进。他也将“能否培养出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生”，视为老师成功与否的一条检验标准。事后，杨简也因其对食道癌病因研究的杰出成绩，成为国际知名的肿瘤学家。

他常常告诫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认为，科学研究本身探索前人所未能认识的事物，因此虽重视前人的经验，却不能囿于前人的条框。1962年，梁伯强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首先提出了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并阐明了“肿瘤间质反应”的新概念。他所提出的肝癌发生机理，也与当时国际的主流观点相抵牾。梁伯强根据自己的长期研究，提出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的致病因素之一，并非是由于营养缺乏。这一科学见解，直到1980年才为病毒学、免疫学和超微结构的大量研究资料所证实。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潜心学问的梁伯强，虽一直避免卷入政治漩涡，却未能躲过这场无妄之灾。他受到了严酷的审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1月28日，由于心脏病复发得不到及时救治，梁伯强在广州与世长辞，终年69岁。直到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还试图邀约梁伯强参与上呼吸道肿瘤组织学分型图谱的复审工作，可惜此时他早已不在人世，这也成了学术界永远的遗憾。

（节选自2013年4月《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