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

张笑天

去都江堰，一进入成灌高速公路，“上善若水”的巨型横幅扑面而来。这是指水吗?是褒扬都江堰吗?还是借水喻人，弘扬一种文化精神?岷江从雪山一路蹒跚走来，负荷着黎庶的厚望，伴随着历史的沧桑。人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趟过同一条河流，大概就是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思维，令人频生感悟。

上善是最高的善。水滋润万物，使之生长，又从不与万物竞高下、论短长，所以老子认为“上善若水”。这种品格接近于他心中至高至圣的“道”了。

在喷吐着雪浪的离堆前，在散射着彩虹光芒的水雾屏幕上，我仿佛看到了重重叠叠的人影，杜甫、岑参、陆游……他们的诗篇传诵千古，历久弥新。譬如那玉垒山，本非雄峰峻岭，之所以名扬天下，还是仰赖诗圣的两句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而2200多年前蜀郡守李冰“低作堰、深淘滩”，劈山引水修筑的都江堰，才真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史记。河渠书》记载，李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飨其利”。

李冰靠火烧、靠水浇，切断玉垒山，开凿离堆，修飞沙堰，今天看来实在原始。然而，原始有原始的好处。它绝不污染环境，绝不危及生态；它不会像现代水库几百米的高坝那样既令人惊叹。又令人隐隐不安。都江堰不会切断鱼类洄游的线路，人们用不着把鱼捞起来，送到大坝上头的水库里去产卵，再把孵化的幼鱼捞起来送回下游。人很累，鱼也很累。     都江堰是历史的遗存，既能防洪，又能灌溉，是人类利用大自然的神话。与之同时的郑国渠早已成了需要史学家考证的遗迹，而都江堰仍旧生机盎然，滋养着天府之国的子民。难怪道教尊李冰为“妙源清君”，这也暗合了老子“上善若水”的精髓吧。在都江堰，流淌着两条河，明的是岷江，暗的是流水孕育的文化。

伫立水边，听着震耳欲聋的涛声，望着清幽的水跳跃奔流，我的心与波涛一同律动，我被那至清的水融化了，与晶莹和透明合而为一。

一想到黄河将成为泥河、长江将成为黄河、淮河将成为黑水河，众多我们赖以生息的湖泊和近海频频告急，我仿佛是那快要窒息的鱼，无处安身。何处有生命之泉?何处有可供自由呼吸、可供安枕的绿洲?

好在都江堰有。

原生态的都江堰干净、持久，李冰“分四六、平涝旱”的科学治水方法，使它青春永驻，从容运转，成为几千万人民的生命甘露。李冰的众多后任，总会追踪李冰的足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疏浚、修缮都江堰。诸葛亮、高俭、卢翊、阿尔泰、丁宝桢……这些确保天府之国旱涝保收的官员们，生前也许没有立过德政碑，但后人有情。如今，他们就矗立在伏龙观前堰功道两侧，供人瞻仰。都江堰成就了他们，他们与都江堰同辉。

临别的晚上。我们在郡府楼上吃着关味的河鲜，窗外是涛鸣的和弦，真是一种久违的幸福。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对天下属性的认定决定了他们对天下的态度。道家及阴阳家认为，世界本然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天下体系是一种自然性的审美体系。儒家则认为，要想使人及其栖居的世界成为美好世界，必须诉诸圣王之治和人文教化。换言之，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贲卦》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礼运》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儒家述史模式下的圣王语系体现的是人文再造的过程。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述史模式中，人对天下的人文再造，古圣先王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比如在《易传・系辞下》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伏羲氏是人文始祖，他象天法地，制作八卦，将无序的自然图式化。此后，神农氏按照八卦图式制作器具，他的贡献在于将伏羲氏对于天下的观念设计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改造成人工世界。以此为背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以着装作为人兽区别的标志，以服饰差异对人类群体进行职业、等级划分。据此可以看到，从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尧、舜，体现出中国社会从自然到人工、再到文明的有序进程。如果我们认同儒家以文明为美的价值观，那么这一进程也必然是向美生成的过程。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则必然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这一圣王谱系，黄帝、尧、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望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儒家崇尚“礼乐”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人文实践。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 “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

按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

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一个张力空间，使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内，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原载《新华文摘》2018年第22期）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