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载，字咸熙，开封浚仪人。载荫为右班殿直，累迁供奉官、阁门祗候。雍熙初，提举西川兵马捕盗事，太宗赐鞍马、器械、银钱以遣之。四年，以积劳加崇仪副使。端拱二年，擢引进副使、知天雄军，入同勾当三班，出知秦州兼沿边都巡检使。先是，巡边者多领兵骑以威戎人，所至颇烦苦之。载悉减去，戎人感悦。迁西上阁门使，改知成都府。载在天雄军，屡奏市籴朝臣段献可、冯侃等所市粗恶，军人皆曰“此物安可充食”。太宗颇疑，使覆验之，及报，与载奏同。献可等皆坐削官，仍令填偿。及载受代，献可等所市皆支毕，复有羡数。三司判勾冯拯以闻，太宗召度支使魏羽诘之。羽曰：“献可等所市不至粗恶，亦无欠数。臣与侃亲旧，是以未敢白。”太宗曰：“此公事尔，何用畏避？”因诏宰相谓曰：“此乃郭载力奏朕累与卿等议皆云有实今支毕颇有羡余军士复无词诉郭载朕向以纯诚待之何为矫诬及此然已委西川，俟还日别当诘责。”于是献可等悉复官。载行至梓州，时李顺已构乱，有日者潜告载曰：“益州必陷，公往当受祸，少留数日可免。”载怒曰：“吾受诏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邪？”即日入成都。顺兵攻城益急，不能拒守，乃与樊知古率僚属斩关出，以余众由梓州趋剑门，随招安使王继恩统兵讨顺，平之，复入成都。月余，忧患成病，卒，年四十。载前在蜀，颇能为民除害，故蜀民悦之。再至成都，即值兵乱，及随继恩平贼，亦有所全济。故其死也，成都人多叹惜之。

（节选自《宋史·郭载传》）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替一枝。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普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莫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 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节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蒋堂，字希鲁，常州宜兴人。擢进士第，为楚州团练推官。满岁，吏部引对，真宗览所试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临川县。县富人李甲多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谕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舆物，置于死。召为监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请究所起，多引宫人属吏。堂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应变。有司乃欲归咎宫人，以之属吏，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诏原之。论奏郭皇后不当废，坐赎。再迁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为江南东路转运使，徙淮南，兼江、淮发运事。在江、淮，岁荐部吏二百人。或谓曰：“一有谬举，且得罪，何以多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报国。”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鉴湖，马臻所为，溉田八千顷，食利者万家。前守建言听民自占，多为豪右所侵，堂奏复之。徙苏州，擢天章阁待制、江淮制置发运使。先是，发运使上计，造大舟数十，载江、湖物入遗京师权贵，堂曰：“吾岂为此，岁入自可附驿奉也。”前后五年，未尝一至京师。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庆历初，诏天下建学。汉文翁石室在孔子庙中，堂因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杨日严在蜀有能名堂素不乐之于是节游宴减厨传专尚宽纵颇变日严之政又建铜壶阁其制宏敞而材不预具功既半，乃伐乔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渎祠，又毁后土及刘禅祠，蜀人浸不悦，狱讼滋多。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卒，特赠吏部侍郎。堂好学，工文辞，尤嗜作诗，有《吴门集》二十卷。

（节选自《宋史·蒋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