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第五届“财经中国V论坛——人工智能：现实与图景”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在一些典型化、标准化领域，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运用，产业正处在快速扩散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差距。

南开大学原校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认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第一，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第二，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第三，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四，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对于部分人士担忧人工智能发展可能造成失业，从而导致社会性问题的说法，人工智能发展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李春平表示，人类的一部分事务性劳动逐渐由机器来替代，这是不可逆转的。“这样的替代，也不纯粹是人工智能技术出现所带来的，还包括其他技术。不过，在很多领域中，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更多的是新型技术和行业如何更深度地融合。”李春平说。

（摘编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散，专家称仍要坚持务实发展》，有删改）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情况

[注]e（estimated的缩写）；预计的，估算的。

（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开源化浪潮将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争夺的主战场，而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将在服务机器人领域迎来突破。对此，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陈锡民表示：“到了智能化时代，想把事情往前推进，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加快信息化技术和行业的深度融合，因为大家都知道做人工智能的基础首先是最基本的大数据，数据从哪来，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怎么开放，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生态系统大家才都能运用。”

在业内专家看来，人工智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更好协同在一起，形成良好的AI发展生态。其次是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大家的行为。最终还是要行业应用，行业深度融合，这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未来人工智能行业要标准化，把一些标准制定出来，这个行业会形成更大的突破。另外，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制定问题，也是行业面临的挑战。拿无人汽车来说，自动驾驶这个环节，已经涉及法律法规。一旦法律法规跟上了，人工智能的落地也会更加快速。金山云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坦言。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有删改）

韩国信息通讯技术振兴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超过350亿元人民币，发展迅猛，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已从2015年的2.8年缩短至1.9年；而韩国则原地踏步，仅由2015年的2.4年减为2.3年，已被中国反超。报告指出，韩国仅仅依托个别企业投入，政府至今尚未主导设立任何人工智能研究所，每年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投入的预算也只有1630亿韩元，仅相当于中国的2.7%。

前几日，特朗普公开挑起中美贸易战，向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总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用于限制中国投资购买美国公司技术。此次征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限制中国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关于中美的AI竞赛，比尔·盖茨在接受CNN采访中说，虽然中国AI发展迅速，扶持力度巨大，但中国在AI方面并不能超越美国。现Alphabet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则表示：在未来的核心技术领域，中国AI技术有望快速赶超美国，成为核心驱动力。由于美国的崛起也是源于新科技的诞生，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在AI领域超越美国，将有可能撼动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

（摘编自互联网，有删改）

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衣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提高扶贫措施有效性，核心是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他认为，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根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脱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删改）

曲靖会泽易地扶贫搬迁起成效   贫困户建房无负担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为缓解工业原料不足，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从境外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屡禁不止的“洋垃圾”走私与严重的环境污染。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2018年1月，我国正式施行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的废纸、废纺织原料等在内的4类24种“洋垃圾”。到2019年年底前，将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我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对广义、狭义上的“洋垃圾”都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多部门联动布下铁网，将非法垃圾挡在国门之外；另一方面，严控合法的固体废物进口，减少总量，提升品质。”“时代变了，政策需要根据发展阶段进行调整。禁止‘洋垃圾’入境，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刘建国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赵贝佳、杜海涛《减轻生态环境负担，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材料二

中国大幅提升固体废物进口标准的举措无疑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洋垃圾”输出国感到不适应，垃圾出口国仍在努力寻找能替代中国的办法。各国抛出了不同的想法：据媒体报道，欧盟表示正在考虑对塑料使用征税，英国打算将一些垃圾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美国则要求中国取消上述禁令。但专家指出，这些建议都不是长期并可以在垃圾管理方面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的解决办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刘晓宇教授指出，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的政策短期内无疑会对美澳日等传统垃圾输出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此举不仅将大幅提升中国国内相关企业处理本国固体废物的能力，增加回收率，降低固体废物处置的单位排污量，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同时也会倒逼全球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和相关技术的进步，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平悦《“洋垃圾”禁令越收越紧日媒：中国环保对策来真的》）

材料三

长期来看，禁令最终的目标无疑是提高国内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率，甚至倒逼出前端垃圾分类，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制造业面临三种选择——国外再生资源、国内再生资源和新的材料。随着中国能源资源税率的上升，新原材料的成本在上升；而“洋垃圾”被禁止之后，再生行业的原材料供给缺口只能依靠国内的“土垃圾”来补足，这会倒逼国内的“土垃圾”做好后端处理，再进一步倒逼前端的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做得更好。但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杜欢政对此表示怀疑。他表示，国内的资源量不足是中国从国外进口废弃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真实的现状是，即使中国全方位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资源量依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针对矛盾的根源环境问题，杜欢政认为，根本上这是处置固体废弃物的产业该如何进行提升的问题。只要规模化的处置企业能保障污水处理、空气治理、职业卫生，就不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废品。

李志青也认为，不能一棍子打死“洋垃圾”，认为所有的再生资源都是弊大于利。完善的市场应该是允许进口，但要满足中国管制的要求和标准。这个环境标准可以定得很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破坏环境的成本也理应提高。

（摘编自《中国经济导报》冯灏<“洋垃圾”被禁有望倒逼“土垃圾”分类回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