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不同于平庸和淡而无味，是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的语言说出，富有情味的，所以说“平淡有思致”。程普说：“与周公瑾(瑜)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醇醪是一种味厚的酒，上口没有刺激性，由于没有刺激性，好象平淡，容易多喝，所以不觉自醉，平淡正是这样，表面平淡，含蕴深厚。平淡的作品语言力求朴素，不做作，不雕饰，不尚辞藻，也要力求精练，正如王安石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内容精辟，深入浅出，好象平易，写时要反复推敲，是艰辛的，写定后容易看，容易懂。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紫燕自超出一般，说明平淡不同中于平庸，还是超出一般的。名马翠驳不需要剪剔，即平淡的作品要写得看不出人工的斧凿痕迹，所以平淡又要圆熟。梅尧臣做诗力求平淡，可是他自以为还不够圆熟，有涩味，就是要求平淡还没有到家。

平淡同自然相近而稍有不同。平淡的作品不讲辞藻，不讲雕琢, 这点同自然一致。平淡比较朴素，而自然却不一定朴素。比方“清水出芙蓉，          ”，“芙蓉”指莲花。红莲花的色彩鲜艳，这种色彩天然生成，不是人工涂饰的，因此它是自然的，又是艳丽的；白莲花比较朴素，就可以说平淡。

这里举出梅尧臣的诗句来说明平淡的风格。钱锺书先生《谈艺录》里说：“梅诗时于浑朴中出苕秀。”指出梅诗的苕秀颖发，含蕴在浑朴中，即在浑朴中含新意。因为浑朴所以平淡，因为苕秀所以有诗味。《谈艺录》举出梅佳句，“如《送欧阳秀才游江西》起语云：‘客心如萌芽，忽与春风动。又随落花习，去作江西梦。’《郭之美见过》起语云：‘春风无行迹，似与草木期。高低新萌芽，闭户我未知。’《阻风秦淮》起语云：‘春风不独开春木，能促浪花高于屋。’” 这里举的几个例子，云外鸡鸣，村暗花残，尤其是“老树著花无丑枝”，写老树，用丑枝这样的词，是一般人难于著笔的，却能写得浑朴中出苕秀，用质朴的语言来表达，所以成为一种平淡的风格。

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它既有适应当时客观条件的一面，也有不完善、不合理、不适应新形势的一面：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以及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凸显。

全球治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公共属性。贸易投资自由化、移民问题、环境保护、互联网治理、反恐等问题事关所有国家的利益，但全球治理的提供者通常并不能独享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收益，因而缺乏供给的积极性。这就会引发全球治理中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供给不足。这种失衡被称为“全球治理赤字”。消除这种赤字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

全球治理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规则的非中性。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构件，际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例，倘若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执行同样的减排标准，发展中国家将难以承受。而且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污染严重的初级产品加工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执行同样的减排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而且全球治理又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而，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是全球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

全球治理还存在一个“发展缺位”问题。全球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然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保证所有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也不能保证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群体获得同等的受益机会。这也是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根源。而这种浪潮又给全球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其一，逆全球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全球治理的基础。当各国都奉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时，全球治理就失去了意义。其二，在副际层面，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难题需要大国作出更多努力，然而，个别大国拒绝提供公共产品，严重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功效。其三，少数大国奉行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那么全球治理就有陷入瘫痪的风险。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大国正在失去应对的积极性和动力，而众多小国则缺乏应对能力。这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就成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最佳方案。

(李向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改革方向》，有删改)

文学社会学的“摆渡”

罗时进

①　中国古代诗文，从先秦到唐宋是各种文体的萌生、成长、形成阶段；明清诗文自然也有成长，甚至出现显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与回溯、总结相伴的。也正因为如此，诗文二体迄于唐宋，内部结构方面的问题很多，而至明清则外部关系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几乎所有称之为“外部关系”方面的问题在唐宋乃至先唐时代都有，但显然不如明清时代那样全面集中、高度呈现，这不免使人好奇。而正如文学内部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样，外部关系问题之丛生往往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链式的，一是树形的。前者是问题套连着问题，后者是主要问题旁生出诸多问题。这种复杂状态尤其能够激发出研究兴趣。因为，如欲抵达明清诗文的本真，理解其文人、文心、文本之感人处，不将诸多“外部”关系梳理清楚，会多少有些隔靴搔痒。

②　这也就是自己这些年在明清诗文研究方面比较侧重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主要原因了。但文学社会学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我们知道，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文本形式和社会结构这三个领域，从任何一个领域出发，都可能抵达文学世界。不过应该承认，这三者与文学世界不是等距离的，而文学社会学研究较之其他方法更容易发生偏差，罗贝尔·埃斯卡皮在写作《文学与社会》时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真正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明显地被忽略了，即使在按照传统方法编写得最好的文学史教材中也是如此。有时候作者意识到了社会维数，并试图加以描述，可是，由于缺乏严谨的、专门的方法，因而他们还是经常当了人与作品这个传统框架的俘虏。历史的深度仿佛在一块两维屏幕上被压扁了；文学事实因此受到扭曲，就同一张世界地图在平面投影上的失真情况一模一样。

③　在1950年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社会学是学者们最习惯使用的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的“知人论世”说的影响，一方面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知人论世的理念本来很好，是理性而科学性的，也是感性而人文化的，但因为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变得图式化、标签化、简单化了，文学社会学的理论意义也随之耗散殆尽。新时期初人们一梦醒来时，它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个“庸俗社会学”的恶谥，以至于有学者明确声明：“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尽管不断有学者将文学社会学与其他国外文艺理论、方法并论加以介绍，为其科学性与可行性辩护，但似乎总难洗白。在研究过程中，许多研究者的课题高度接近甚或深度切入了文学社会学之要义，却仍然回避这一命名。命名或可回避，但文学发展的史实无可回避。

④　研究实践与命名的脱节，还与强调文学学科的主体性有关。自从文学社会学在欧洲成为一个学派并产生了影响后，他们的一些社会学著作中便往往堂皇地将其作为内容设定了，使社会学的疆域得到拓宽。虽然对这一学科发展思路无可置喙，但也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文学社会学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学研究的范畴？

⑤　其实，随着学科壁垒的打破，这个问题在宏观文学史意识中早已淡化了。即使要细究，不少历史学著作中都专论文学家与文学发展，文学研究者以之为自然而然，如果社会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纳入文学，又何尝不可，何损文学的学科主体性、学术自足性呢？今日学术之大、之新，往往由通、由博而生，阐他域以辅文学是好事，反之亦然，其理实不待详辩。

⑥　当然，文学社会学是立足文学而借由社会学的摆渡，这与站在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还是有所不同的。前面用了“船到桥头”的比喻，不妨还以“船”来说吧。文学社会学的“船”上应该载有文人、文学作品、文学生活——这是一艘由文献与文心构建的“文学之舟”。研究它与历史、时代、社会、阶层、制度、家族、社群、城市、地理等的关系，犹如讨论行船与气候、航道、水流、风力、崖岸、景观之间的影响，这是文学本体与某些客观环境的诠释与对话，其欲抵达的方向是文学史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是其他。

⑦　不言而喻的是，“文学之舟”要航行到目标，需要的动力因素很多，文学社会学只是多种研究方法之一，是研究合力的组成部分，尽管立足于文学，仍不免有偏至性。这种偏至性决定了它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部分问题，而不可能是全部；对文学史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起侧翼支持或补充作用，而不能替代他翼之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