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材料一

2017年10月29日，“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京举办。清华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北京大学教授许晨阳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中国的未来能否回到科学的制高点？对此，施一公说：“中国在过去两三百年期间科学技术没有领先过，一直是受惠于世界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现在的年轻一代应该有危机感，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国家命运______。”潘建伟表示，量子研究在“二十年前是做梦都不敢想的”。许晨阳称，是时代造就他今天的成功，“作为年轻的获奖者，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从事科学研究，在科学中实现自我价值应该成为当今更多年轻人的选择。”

当代世界正处于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未来社会，科学将作为"社会中轴"起决定性作用。科学在塑造人类思维方式和完善人类理性方面将持续发挥作用。

中国要成为世界科学强国,必须进行文化的推陈出新。这不仅要求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觉意识,还要求进行爱因斯坦说的“真理的再发现”，即“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人物重新加以雕刻,使之适应雕刻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

（取材于“中国日报网”相关报道）

材料二

这几个中国年轻人正在致力于用科技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随着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智能驾驶已经慢慢从“概念化”走向了“实用化”。吴甘沙就瞄准了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要颠覆人们对“无人驾驶”的认识，完成一个全天候、全区域、全速度的无人驾驶过程。一辆真正的无人驾驶汽车应该像一个舒适的移动包厢，没有方向盘、刹车、仪表盘，使用者只需“告诉”汽车自己的目的地即可。“无人驾驶”值得所有人期待。试想一下，如果实现了无人驾驶的话，那么车与车、车与路会形成完善的网络。每辆车都会按照特定的次序、特定的速度通行。车辆在十字路口不用等待，也不会撞上其他的车。这将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变革，交通事故以及交通拥堵大幅下降，城市的通行效率不断提升。可以想象，未来10年到15年，无人驾驶将重构未来的城市，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会解决很多社会问题。

最近，全球第一部人工智能配音的纪录片《创新中国》播出，为配音提供技术支持的就是科大讯飞集团。“讯飞超脑”计划的主要负责人魏思，领导着一个被称为“超脑小组”的团队，目标是实现“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魏思带领他的团队在语音识别、语义理解、机器学习等领域取得多项成果，并拿下国际权威比赛的冠军。科大讯飞翻译机操作起来十分简单，只要连接网络，按住蓝色按钮，对着翻译机讲中文，它就可以立刻翻译成英文。按住红色按钮，就能把对方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最神奇的是它还能分辨各种方言，比如：东北方言“干哈呢”以及河南方言“恁弄啥呢”，都能准确地翻译成“What are you doing”。因为操作简单，所以对小朋友和老年人来说十分便利。魏思和他的团队更希望制造出可以“思考”的翻译机，可以分辨谈话对象细微的表达变化。展望下一个10年，他们表示，“希望我们能触及智能的本质，解开智慧之谜”。

很难想象，脚下的土地会和天上环绕的卫星有什么关系，它们的相遇源于一位年轻人。他叫张弓，曾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大数据科学家。两年前，张弓返回中国并意识到中国土地碎片化的问题，希望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驱动中国农业向数据化方向转化，解决中国农业发展的难题。张弓和他的团队表示，“太空和土地并不是完全无关的两个领域，卫星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耕作，获得更大的产出。”通过卫星，我们可以获得每一块土地的数据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决策。比如北京75%的蔬菜都来源于山东寿光，先让卫星拍摄下这个地区的图片，再通过机器自动计算大棚的数量。然后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当地农场提供一系列服务，如：种植面积测算、作物长势监测、生长周期估算、产量预估、自然灾害预测、病虫害预警等，从而实现科学种地。张弓提出了一个概念：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只有了解外界环境的各种信息，充分掌握各种数据，才能给出最合理的规划。

（取材于“科技前沿”相关报道）

材料三

现代科学诞生在欧洲而未诞生在中国,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科学传统也失去了其未来的意义。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好于道”则“进于技”，道是客观规律，技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道高于技。他并不把传统中国科学视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

《庄子·天地》一篇中写道：“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中国传统科学的学科是各自独立的，天文学家在朝廷里计算历法，医生在社会上为人治病，道士在山中炼丹，并不感到有必要彼此发生技术上的联系。但是各个学科都有大体一致的宇宙观。《易经·系辞》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战国楚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人石申《天文》合称《甘石星经》，作为世界最早的天文著作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测定了其中121颗恒星的方位，描述了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约成书于西汉时期的《九章算术》，划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九章，包括了现在初等数学中的算术、代数和几何的大部分内容。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数学成就并确立了中国数学的发展范式，即从实际问题出发建立模型的数学观、形数结合的数学理论体系和逻辑与直观结合的数学推理方法。后世中国数学著作多宗《九章算术》体例，成为汉代以降2000年之久数学之研究和创造的源泉。《九章算术》中有关分数、比例和正负数的概念和运算早印度800年和早欧洲千余年，它与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相媲美而东西辉映。东汉张衡著《灵宪》并制浑天仪，阐述宇宙如何从混沌的元气演化出浑天结构的物理过程，其中包括天地的生成、天地的结构以及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问题。它把中国古代天文学水平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一直指引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在世界天文学史上《灵宪》亦属不朽之作，它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同一历史时期托勒密的《至大论》所代表的西方古代宇宙结构亘古不变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却与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契合相通。

一个民族的国际地位决定于它对于人类事务所做出的贡献。中华民族曾经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为人类做出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而在创造和发展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则贡献甚少。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在于为文明的进步做贡献，并克服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文明危机。

（取材于《中国科学院院刊》）

材料一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常常会说出这样一句俗语：“他每天无所事事，闲得五脊六兽。”“五脊六兽”是什么意思呢？到过北京故宫并仔细观察过太和殿和其他宫殿的人，就会寻出古建筑里边的学问，能够找出“五脊六兽”的标准答案。

据古书记载，中国的古建筑物是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组成，统称“五脊”。讲究一点的大家，还要在屋顶的垂脊上安放六种人造的兽，通称“六兽”。“五脊”和“六兽”合称“五脊六兽”。中国古建皆为木式结构，中国古代先民相信，在五脊之上安放镇脊神兽，不仅有稳定、装饰的作用，还会避火消灾，带来吉祥。

中国古建筑垂脊上这些小兽的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屋脊兽，共有十个，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在其他古建筑上一般最多使用九个走兽，比如中和殿、保和殿，都是九个，天安门上也是九个，其他殿上的小兽按级递减。据《大清会典》记载，垂脊的顶端最前面的为“骑凤仙人”，后面依次排列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行什。

为什么要选择安放这些兽像呢？龙，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在封建社会被看作是皇帝的象征。凤，旧时比喻有圣德之人，且“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反映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以及喻己为圣德之人的思想。《传灯录》载：“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其安设狮子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了。天马、海马都是古代神话中吉祥动物的化身。狻猊，古籍记载中与狮子为同一猛兽。狎鱼，为海中异兽，据说亦可兴云作雨，灭火防灾。獬豸，也是传说中善辨忠奸的猛兽，是勇猛、公正的象征。斗牛，是传说中的一种虬龙。《宸垣识略》中记载：“西内海子中有斗牛，即虬、螭之类，遇阴雨做云雾，常蜿蜒道旁及金鳌玉坊之上。”说明其亦是一种除祸灭灾的吉祥动物。行什是猴子，机智伶俐。这些小兽造型各异，姿态生动，飞扬的檐角因为这些玲珑的小兽而变得更加生动优美起来。

这一排排的走兽还起着保护殿宇脊梁线缝的重要作用。建筑者将每个走兽与脊瓦烧制在一起，十分牢固。当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太和殿龙吻和八条垂脊上的八十八个仙人走兽，都“忠诚”地拱卫着宫殿，无一受损。

       （取材于《古代建筑上的吻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