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 嫂

陈国炯

笑嫂喜欢笑，与人相见微微一笑，高兴时哈哈大笑，有时独自一人也偷偷地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捡宝似的笑个没完。因此，没见过笑嫂发愁时是个什么模样。

因为笑嫂爱笑，大家当面笑嫂笑嫂地叫，背后笑嫂怎么笑嫂怎么地夸，好像笑嫂的姓名就叫笑嫂。

笑嫂是我的师傅。我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铝轮厂搞宣传，负责人事的小老头陪我到车间，对车间主任说，这小伙子到你车间实习一个月，你给他安排一下。车间主任长着八字胡子，看似匪气十足。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后，说，一个学生娃，哪能干活。反正一个月后要坐办公室的，就去帮笑嫂做点事吧。车间主任唠唠叨叨的一番话中，我知道有个笑嫂，也有些受辱的感觉。车间主任唠叨完，亲自陪我去厂东边一个堆废料的塑料棚下，扯开嗓门喊，笑嫂，我给你送来一个徒弟，给你打个下手。车间主任的一咋呼，我不但认识了笑嫂，还成了笑嫂的徒弟。

我很顺从地叫了笑嫂一声师傅，笑嫂听了高兴得咯咯地像母鸡下蛋般笑。笑完了就说，你还真听小胡子的瞎话，什么师傅徒弟。笑嫂停了一下对我说，大家都叫我笑嫂，你也叫我笑嫂吧，我可不敢做你大学生的师傅呢。说完又咯咯地笑，把个笑嫂的雅号笑得名副其实。

笑嫂已是奔五的人了，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女人的那种臃肿，而是清清秀秀，穿戴得也整整洁洁，十分素雅。笑嫂的活不笨重，也不怎么脏，她每天整理着送来的废过滤网，那些过滤网是用来过滤铅水的，用过后铝水沾在过滤网上结成了块。因为过滤网是铁的，沾在上面的是铝，铁几百元一吨，铝上万元一吨。把废铁网当铝卖，人家不要；把铝当铁卖，公司不干。因此，笑嫂把沾在上面的铝块铝屑撬下来，分开卖，谁也不亏。

笑嫂做事很认真，一块块像翻找金子一般，有时我一不留神漏撬了几块，她会猫着腰，捡回来重新撬。这样一来，我也不好意思马虎了，做得一丝不苟。笑嫂还挺关心人，我进公司时是夏天，南方的夏天贼热，加上在似露天一样的塑料棚下，汗似下雨般流，一把把捋也捋不完。笑嫂见了心疼地说，大学生，你去找个地方凉快一下，这点活我做起来很轻松的。我当然不同意，笑嫂就说，还要我陪你啊。说完就咯咯地笑着，连推带搡赶我走。

笑嫂从来不到餐厅吃饭，她每次从餐厅里买来米饭，不打菜，菜从家里带来，等吃饭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打开饭盒，坐在塑料棚下吃起来。那些走过来走过去的人都会与笑嫂打个招呼，笑嫂吃饭了？今天啥菜？还会有啥菜，这个星期吃咸鸭蛋呗。笑嫂咯咯咯地笑着回答，笑嫂的菜每星期换一种菜，咸鸭蛋，炒鸡蛋等等。

那天，我没去吃中饭，笑嫂吃完饭去了洗手间，我想笑嫂经常帮我洗饭盆，我也帮笑嫂洗一次。打开盛菜的铝盒子，里面的咸鸭蛋丝毫没动，完完整整地躺在盒内。当初没在意，后来想想有点问题，以后几天我特意偷看了笑嫂的菜盒，我终于明白，笑嫂一个咸鸭蛋要吃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一位同事，同事不满地瞪我一眼说，就你聪明？我闹了个大红脸。从此我不再看笑嫂的菜盒，也不再提及同一个菜要吃一个星期的事。

那次大地震后，公司开展捐款救援，笑嫂捐二百元，工会主席说，笑嫂你要不少捐一点？笑嫂微微一笑说，多的拿不出，捐二百没问题。工会主席不再说什么了。

实习期满，我到宣传部搞宣传工作。那天工会去慰问贫困职工家庭，领导让我去拍照片，并写一篇通讯稿。走了几户后，一行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叩开一扇墨绿色的斑驳的门。门一打开，一张笑脸呈现在大家面萌，我有些诧异地叫道，笑嫂？笑嫂仍在笑，把大家让进屋，屋里灯光暗淡，客厅也逼仄，几个人进去后有些拥挤。这时我才知道，笑嫂的丈夫几年前被车撞得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公公早年已故，婆婆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需照料，一个女儿正在上初中，家里十分拮据。笑嫂照顾两个病人，负担一个学生，又要上班，还从社会上揽来了刺绣，挣几个外快，以补家用。可想而知，笑嫂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我对笑嫂更是敬重了，有事没事总爱往笑嫂的工作场地跑。笑嫂依旧咯咯咯地笑，好像与那个沉重的家没有一点牵绊似的。

那次我与笑嫂聊得很开心，我忽然说，笑嫂你的心态真好。笑嫂知道我想说什么，顿了顿道，家里有这么多病人，谁会不烦，如果我成天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我还活不活？

笑嫂叹口气说，我如果整天苦着个脸，人家见了我，也不会有好心情的。因此我得高高兴兴，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心情。说完笑嫂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材料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10道，若将附带在其他工作的文件计算在内，已出台的“减负令”多达50多道。如果将地方出台的“减负令”算进来，过去60余年，我国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其实，过去60多年的学生减负实践，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社会、家庭对于教育的不同诉求，以及因时而异的社会价值观。梳理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10道“减负令”，我们发现，每一道“减负令”所对应的“症状”，都是因片面追求升学率所导致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稍微不同的是，不同时期学生课业负担的程度与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形式和程度各异。

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六类突出问题，联手排查、全面治理。数据显示，在调查样本中仅有38%的学生没有报辅导班，其余62%的学生都报了辅导班，可见报名辅导班是普遍现象。

“中小学减负”，再次成为舆论美注的热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

从以前老百姓关注的学生“课业负担”到如今的“课外负担”，一字之差，折射出“减负”这个老大难问题已呈现出新的特点，也引发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

(摘编自柯进、王家源《减负：艰难中前行》，《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材料二：

《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中国教育中的一道难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被称作当代中国教育最大的“顽症”。《报告》中，针对我国多个省份的小学生家长、初中生家长和高中生家长发起的学业负担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业负担重。睡眠不足、身体素质下降、“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成为教育领域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

图一父母对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原因的认识

图二   家长对“减负”的看法

图三   家长对如何“减负”的建议

(摘编自《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

材料三：

“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作业占据了学生们太多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对此，应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展现好奇、自由想象、大胆质疑和合作探索，从而唤醒每一名学生的潜能，构筑每一名学生的自我激励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赋。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教师还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学校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制度，提高“减负”效果。

(摘编自戴立益《“减负”是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材料一：

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群年轻人将一些涂成白色、没有上锁的自行车放在公共区域，供人们免费使用。这次勇敢的尝试被普遍认为是共享单车的起源。现今，共享单车在全球遍地开花，但是发展得都不尽相同。

“西雅图的共享单车太烧钱，已经宣告夭折。”今年1月，西雅图市长宣布该市单车分享计划彻底做黄了。报道称，西雅图市自行车共享服务的收入及推广效果远不及预期，西雅图市的斜坡道路是导致该计划夭折的重要因素。“想用车的时候空无一车，要停车的时候找不到停车桩”，纽约市公共自行车共享计划在用户体验不佳的情况下，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又比如，巴塞罗那的Bicing公共自行车系统项目每年赤字竟高达1200万美元，与Bicing同属难兄难弟的还有伦敦公共自行车系统……

与众不同的是，法国成了世界上首个成功推行共享单车项目的国家。最为著名的案例应数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Velib。在发展初期，Velib出现过8成单车被损坏或盗窃的状况，但如今却成功化解危机，年均利润高达2000万欧元。Velib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便宜。无论是巴黎市民还是旅居者，只需支付29欧元的年租金（约合人民币216元），便能够享受无限次的使用。当然，该系统运转良好还离不开资本及政府的配合——通过与户外广告公司德高广告公司合作，Velib获得了用于建设和管理整个公共自行车系统十年的费用，用于交换的则是巴黎50%户外广告牌的独家使用权。

（摘编自黎史翔《共享单车在中国很火热   在欧美日子并不好过》，2017年3月22日新浪网）

材料二：

往何处去？爆发式的增长过后，刚刚起步的共享单车已经面临发展之问。解决公共出行“最后一千米”，共享单车的贡献无须多言，但是随之出现的乱停乱放等管理困局，“如何骑得更远”已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之问。只有共享的旗帜，没有共治的思路，“骑得更远”只会是一句口号。

毫无疑问，共享单车是当下的投资热点，然而，共享单车会不会只是一场资本的游戏？事实上，资本推动下的重投入、轻管理的缺陷，正是共享单车乱象的重要推手。而且，当共享变成一门生意，商业性彻底压倒了公益性，共享单车更应该谈谈责任、谈谈规矩。共享单车如此，其他共享经济新业态同样如此，政府能为这个民间诞生的准公共产品做些什么？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推动，自下而上的共享单车自然会迎来诸多冲击，比如乱停乱放的管理难题。从媒体报道来看，共享单车的管理涉及两个职能部门，交通部门大多持开放心态，城管部门大多是谨慎口吻。对于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来说，“野蛮生长”的共享单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既然是民生产品，那么就应该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比如车道、场地。谈到互联网+，李克强总理说得最多的是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眼下的共享单车，可以说是一道相同性质的考题。共享单车的管理乱局，其实也是新的“公地困局”。反正道路是公共资源，企业可以乱投放，骑者可以乱停靠。要共享，得共治。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也是社会治理共识的形成。

（摘编自钱飞鸣《商报评：如何让共享单车骑得更远》，2017年3月23日深圳新闻网）

材料三：

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湾厦山公园出入口，出现了大批被人为破坏的共享单车，现场一片狼藉。看到这样的新闻，正在享受共享便利的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管理问题。面对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从事此领域的企业，显然难逃其责。但还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企业管理的不善与公共管理的缺位很难完全切割开。基于便利与有序这一矛盾体，人们借助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来反思公共管理，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无论是提供共享单车的企业、参与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个人，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面对有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共享单车，反思的视野目前尚停留在那辆街头的单车上。倘若承认我们共享的不只是一辆单车，而且是一种社会运转的思维，那么就需要将反思的视野放得再宽阔一些，去关注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信任、规则与秩序。

（摘编自马想斌《光明日报：共享单车应真正体现共享思维》，2017年1月19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