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云雾的深处

武歆

来到天津的外地人，总要去“五大道”走走看看。尽管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已随风枫逝，但幸好还有这些建筑留存了下来，以供后人追忆历史云雾背后的人和事。

我喜欢在午后，一个人在这些街道上慢慢地走。看偶尔飘飞起来的树叶，看惆怅忧郁的建筑，也“看”建筑背后已走远的人。“曹锟旧居”就是在那个秋季的午后，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闯进我忆旧的思绪中的。

我站在曹锟旧居前，看那狭长的木质窗户，上面布满了灰尘。

我最早知道“曹锟”这个名字，是在30多年前中学时代的课本里。一个“贿选总统”的烙印，重重地盖在他名字上面。盖得那样结实，没有一丝缝隙。是的，“贿选总统”的臭名始终伴随着曹锟。

1924年“北京政变”，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而后馮玉祥退出北京，曹锟被迫下野。但是，下野后的曹锟来到天津，还是照旧与“贿选总统”的名声相联，并且又因为沸沸扬扬的家务事，名声更是难堪——曹锟的三夫人和四夫人，因争宠、争财大打出手，双方雇用了许多流氓打架斗殴，后来又变成巡捕持枪对峙，闹得英租界硝烟弥漫。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前“大总统”出了大丑，“贿选”这个印章也就更加紧密相随，无法让人忘记了。

民国时期的五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在天津的“五大道”租界地，都有他们或大或小的公寓。在民间，假如以“坏名声”为标杆，给这五位“大人物”排列顺序，显然曹锟的排列会“荣幸”靠前。老百姓痛恨腐败，就像是厌恶下水道里面的脏物一样，而曹锟的“贿选”，显然属于腐败范畴，所以把曹锟排在坏名声的前列，一点也不足为奇。

同样当过“大总统”而后下野的徐世昌，就比曹锟的名声好。两个人早年的公寓都在天津五大道的英租界，而且相距不到五分钟的距离，但是两个人的名声却相差极大——曹锟是“贿选总统”称号，而徐世昌则是“文治总统”称号。

徐世昌下野后，吟诗作画搞收藏，还组织了一个“晚晴诗社”，编书出书，单凭一本雕版的《清儒学案》，就得到了许多后来学者的肯定。而曹锟下野后，因为“后院起火”，闹得世人看尽了他的笑话。

不过，在曹锟的晚年，人生将要终结之时，他张扬了一次自己的气势。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日本政府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所谓的“治安维持会”，与此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这样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抗衡。

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他们想到了天津租界地里那些下野的大人物，经过仔细梳理，曹锟成了日本侵略者选中的人。

于是，南海路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锟的宅邸前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但是曹锟面对他们许下的高官厚禄，始终不为所动。日本人不死心，早上来，下午来，晚上来，成群结队。曹锟或是不开大门，或是大声斥责这些人，表示不当汉奸的决心。这让当时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想到。

晚年的曹锟保住了自己的名声。

1938年，曹锟病死在公寓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76岁的曹锟终于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完成了一场“自我救赎”。据说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可能死于谋杀，这已经成为一桩历史的疑案。但无论怎样，曹锟拒做汉奸的行为，为他自己的历史辞典，增添了明亮的一笔。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材料一：

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在西北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成功地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空。在举国欢庆“东方红”的时候，中国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提出一鼓作气载人飞天。

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要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航天员送入太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飞天路上的重重困难，难不住富于智慧与创造的中国人。从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开始，中国航天人在短短7年时间就攻克了载人航天的一道道难题。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9个月后的12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在低温严寒的条件下发射成功。“神舟”飞船四战四捷，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奇迹，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的重大突破。

在这个金色的秋日，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在万户的飞天尝试过了600多年后，又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杨利伟，向太空飞去…

（摘编自《飞向太空的航程》）

材料二：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300次发射，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这靠的是什么？龙乐豪院士认为，靠的是牢牢把握住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的拓路者长征六号火箭为例，2015年它以“一箭二十星”创造了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瞄准国际运载火箭先进技术水平，很多技术在世界上没有成功应用的先例，自主创新成果达十几项。

据介绍，长征五号突破了12项重大关键技术和247项关键技术，代表着我国科技创新与工业制造的高水平，不仅使整个火箭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带动国内工业制造能力的提升。

未来，比长征五号更大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将研制9．5米级的火箭箱体，也将带动国内新材料、新工艺、新器件、新装备等向前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王伟童《长征火箭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人民日报》2019年04月01日）

材料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1日报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是中国火箭的绝对主力，承担了中国96.4%的发射任务，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99.2%．

报道称，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长征系列火箭的快速进步：自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飞至2007年6月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鑫诺三号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100次发射用时37年，年均发射2.7次；再至2014年12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巴资源卫星，长征火箭第二个100次发射用时7.5年，年均发射13.3次；至2019年3月10日，长征火箭实现第三个100次发射，用了4年多时间，年均发射23.5次。

报道称，尽管长征系列火箭也曾发射失败，尤其是2017年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失败。但长征系列火箭接近96%的发射成功率，在世界上仍属于先进水平。而且，与前50次发射相比，长征系列火箭后250次发射的成功率明显提升。在第三个100次发射中，长征火箭共将225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高达97%。特别是2018年，长征火箭年发射连续成功次数达到37次，首次位居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第一位，并创下世界航天发射的新纪录。

报道称，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有密切关系。如果革弊兴利得当，这种体制在需要高投入、高协调、高精准但见效慢的航天领域还是颇具竞争力的。

报道称，这些年，中国航天打破论资排辈的弊端，青年人才挑大梁的局面蔚然成风。不拘一格用人才也是中国航天科技进步的“秘诀”和保障。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3月12日）